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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 万古不磨自在心


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现当代国学家先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立春已至,寒冷依旧。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现当代国学家先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 饶宗颐(1917.8.9 - 2018.2.6)

一代通儒

饶宗颐出生于1917年8月9日,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广东潮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则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饶宗颐在十四个门类的每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钱仲联评价饶宗颐说:

所考释者,自卜辞、儒经、碑版以迄敦煌写本;所论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论、词学、笺注、版本,旁及篆刻、书法、绘画、乐舞、琴艺、南诏语、蒙古语、波斯语,沉沉夥颐,新解澜翻,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视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百世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钱仲联《固庵文录序》)

这也是学界的公论。

家学渊源

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九日(农历丁巳年6月22日),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潮州,“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官于此,在此停留期间,兴学课士,留下不少名篇。宋代便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宋代以来,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宗颐的祖上原居江西,后辗转入粤,定居潮州。

饶宗颐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饶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饱读诗书,留意时势,参加过当时名震一方的革命团体——南社。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开有数座钱庄,宗颐出生时,人称潮州首富。饶老先生喜买书、藏书,将自己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又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

饶宗颐的母亲蔡老夫人则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曾任户部主事。只是蔡老夫人在宗颐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清秀的模样在宗颐的心里久久无法淡去,却又无法清晰起来。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有一次因为痴迷于武侠小说,甚至写了一部《后封神榜》。

饶老先生很早便着意培养自己这位长子。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宗颐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颇多精品,为数达千种,他也时常把玩。

▲ 饶氏家族二十年代大合照,前排左五为饶宗颐。图/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此时,宗颐的不少初中同学正在新式小学里从“手口足”开始学习汉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循着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式学校建制前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他发现老师讲授的过于浅显,读了一年便觉得在学校实在有些浪费光阴,径直回家自学。相比之下,宗颐的心目中时时呈现的是家中的万卷藏书。

坐拥书城的饶宗颐,没有辜负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跟一般孩童不同,他最喜欢的不是玩耍,而是学习。八十年过去了,饶宗颐对儿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不大玩,是内向的。六七岁就有这个drive,就有这个自动(读书学习)的倾向,很奇怪。”才十岁左右他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

饶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包括后来以词学成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宗颐十六岁那年所作《优昙花诗》,曾经令举座皆惊。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此诗一出,即被饶老先生的老师推荐给中山大学《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坛名宿都很惊诧,何以十六岁的少年能像陶渊明一般超脱,纷纷以诗唱和。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直惊为天人,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古直早年投身革命,诗文冠盖一时,尤精于汉魏文学,他对古代诗文的笺注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至今还被学界视为经典。

正当宗颐在父辈的薰陶下,读书种子的气象日益葱茏之时,饶老先生却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宗颐十七岁那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饶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潮州艺文志》尚未终篇。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宗颐决定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并于一年后终于杀青。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宗颐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奠定了其潮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

那一年,饶宗颐十八岁。

▲ 天啸楼

福地香港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饶宗颐后来常说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缘分,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大病,他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发明了一套四角号码,用来查甲骨经文,后又想在此基础上编一本八角号码的《中山大辞典》,年轻有为的饶宗颐成了他的助手,帮助做一些图书记录工作,这也使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并研读大量的经史子集。

叶恭绰是有名的书画家与收藏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时,叶恭绰正在编《全清词钞》,他请饶宗颐帮忙收集清词,这段经历让其对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后来的词研究打下基础。

1949年,这一年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转折年。饶宗颐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

▲ 饶宗颐 篆书

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在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

与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他,不仅没有因为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中断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 饶宗颐 绘画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4月在北京会见饶宗颐。

多学并驾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 饶宗颐 编著《全明词》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则说季老懂我。

王国维曾把“新发见(现)”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陈寅恪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饶宗颐对新材料、新证据的重视和掌握,让人吃惊。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他则无不注意。

▲ 饶宗颐和季羡林

事实上,人们将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不无道理,他们两人皆通晓多国语言,研究领域皆极为广泛,在梵文、吐火罗文、敦煌学、佛学等领域有交叉研究,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评价甚高。

有人说,饶宗颐钻研的学问,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艰深的语言写就的。他在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

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阅读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 饶宗颐在《敦煌白画》中提到的二女神像

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画和绢花上,而《敦煌白画》一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也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还是敦煌学研究,饶宗颐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个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曾近距离追随饶宗颐17年,让她最难忘的是饶宗颐永远对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颗童真的好奇心,“正因为每天有了这一颗好奇心,才让他每天笔耕不辍地写作”。

▲ 饶宗颐书法

饶宗颐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来不及烦恼”。他风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沈建华介绍,饶先生的写作通常是同时写几篇文章,并驾齐驱,比如说上午写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许写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简帛,遇到问题就放一下,等到把这个问题想通了,再继续写。“

有的文章几天写完,但是有的文章积累了三十年,像《汉字符号》这本薄薄的小书,他积累了三十年,一点一点写。”所以,在她看来,虽然饶先生的文集已经出版,但是还有一些旧稿没有发掘整理出来。

琴诗书画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

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随年岁日长,他的书画作品越来越精到,已经呈现出一种与前人全然不同的风貌。2003年饶宗颐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这里挂满了他的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

▲ 饶宗颐山水

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因为熟悉甲骨学、敦煌学,在他的书法之中又融入了许多古文字笔法。

饶宗颐平生最钦佩庄子的“参万岁而一成纯”,这句话出于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的主要思想是将多与少、一万年和一瞬间,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万年的精华提炼为纯度很高的一瞬间。

饶宗颐在书画创作上也运用了很多齐物论思想,比如说在一般人看来,临摹画和创作画是两码事情,但是从齐物论思想来说,他认为,临摹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他在临摹过程中,也有自己的构型、用笔,每一笔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饶功”,是一种瑜伽,一种打坐方法,有空就会在家练习。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

可能正是因为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长寿的秘诀。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这对他做学问乃至词学创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 饶宗颐挥毫

“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国维学康德,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进入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对人言,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国之耆宿

饶宗颐先生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1959年,他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1962年,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

七十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饶宗颐先生的研究领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等十三个门类,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浩浩十二卷,就达1000多万字。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而饶宗颐先生以中国人

却能通乎异国“天书”。

饶宗颐精通古琴,还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他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

饶公佛缘

饶宗颐先生幼年即对佛教有很深的体验,他曾在《宗颐名说》一文中说,“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他的书架上插满了中文、日文版的《大藏经》,以及泰国的《巴利文藏》。

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器莲花佛像,这些佛像不仅年代久远,而且上面有窑工姓名,可以说是很珍贵的,他的父亲和伯父各买了两尊。幼年的饶宗颐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些佛像,他以后对这些佛像加以研究,发表了一篇有关陶瓷史的文章,引起了日本人的惊奇。

饶宗颐先生一次在日本旅游时,偶然发现日本古代有一高僧也叫“宗颐”。他与人打趣地说:“若人真能转世的话,我生前可能是位高僧。”

1981年秋,他游太原、大同等地,在华严寺旅游时,饶宗颐教授无意中又发现有一经书的写序人的名字也叫“宗颐’,与自己名字相同,此人是北宋高僧释宗颐。他看后,甚有感触,即随口赋诗一首:

窃喜同名得异僧,秋风正马事晨征。
华严寺前挂飘去,岂是生前此诵经?
他于是制印一枚:“十方真定是前身”。

饶先生也看了不少佛书,对佛教深有研究,他在法国巴黎时,曾展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并曾著文论之。

他在生活中也非常想望一个清净的世界,他曾对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胡晓明先生说:“有过一段时间真想剃度入山为憎。”

他还手书《心经》,并曾“暮雨疏钟忆六朝”,向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饶先生十几岁时就开始学习打坐,而且每天坚持,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青灯古庙的生活,因为他觉得真正的道场并非仅仅在庙宇里,所谓心中有佛,处处是佛。

六十年代,饶先生在印度以40多岁的年纪开始学梵文,至今他还能朗朗上口。在国外的3年中,他还向印度学者学习梨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以后又游历缅甸、锡兰、泰国、柬埔寨等地,遂有了精深的佛学修养,著有《佛国诗集》。

他说,印度人念经有他的抑扬顿挫,有些是念《圣解之歌》,还有早期的《梨俱吠陀》,他们都是唱的。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大多也是可以唱的。我曾听已故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苏渊雷教授唱古诗,真的是很美妙。

饶先生虽然没有出家,但他对佛学的悟性极高,因此北大季羡林教授称赞他时说:“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

所谓预流果者,来源于南传佛教,意思是指修行欲达最后之阿罗汉果,须自预流入,得预流果,即已除尘世烦恼而出俗人圣者也,也是得大道者。可见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之高了。

佛学成果

饶宗颐先生的佛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佛教渊源论》一辑中,收在饶宗颐先生“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该辑有三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饶宗颐先生的主要佛学思想。

其中主要两篇:一篇是《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1989年),这是饶先生考察广东省新兴县国恩寺及六祖故居后所做的研究,该文对六祖传法偈从佛道两家典籍中找到出典。

另一篇是《惠能及〈六祖坛经〉的一些问题》,该文是饶宗颐先生在澳门举行的《惠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他在文中说,“从我个人去新兴的感受来说,惠能不应是如《坛经》等禅籍所描述的那样目不识丁,国恩寺系惠能舍其故宅而建,面积很大。”因此,惠能很可能是有家世渊源的人。(《饶宗颐先生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卷)

作为一个成就巨大的文化学者,饶宗颐先生对禅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他曾经撰写了《隋禅宗三祖塔砖记》(1988年)、《大颠禅师与心经注》等文章,对于六祖惠能的研究,一直是饶先生比较感兴趣的课题,他除了在一些专门文章中对此有研究外,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谈话中,也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惠能禅与印度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禅是可以活活泼泼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内涵着一些禅理,而印度禅则不同,印度流行“禅窟”,是要人们在深山古洞里,去修习苦行,有一种苦行僧的味道。所以饶先生说:“禅不光是要静坐,而是要培养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

饶宗颐教授认为禅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在《八大山人禅画索隐》一文中,他对禅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五灯会元》卷六《柘溪从实禅师》中有一段话说:

幽州柘溪从实禅师,僧问:“如何是道?”师曰:“个中无紫皂。”曰:“如何是禅?”师曰:“不与白云连。”师问:“僧作甚么来?”曰:“亲近来。”师曰:“任你白云朝岳顶,争奈青山不展眉?”

饶先生说,“'不与白云连。’读起来很像谢灵运的诗句。”他指出“禅家采用诗句型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本体问题,摆脱去名理上纠缠不清的逻辑性语言,单刀直入地用文学上'立片言之警策’的方法来启发人们心理上的睿智。”“这种办法可说是'致知’上的一种艺术手段。”

所以,饶宗颐先生说,所谓“禅的世界,几乎是诗的世界。”禅僧和诗几乎是分不开的,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在禅与画方面,饶先生说,“画家有时亦可运用禅理去建立他的构图方案。”

他在《方以智之画论》中,引用了方以智论画的一段语录,方以智说,画“虽有六法,而写意本无一法。妙处无他,不落有无而已。”

饶先生认为:“此篇为极重要文字,指出画之妙处,须不落入有无两边,匠笔、文笔二者皆饥。”此段话充满了禅机,所以饶先生把此称为“禅机画论”。

佛画造诣

饶先生在美术实践上也有很深造诣,尤其是他的白描佛像,有汉简笔法的遗韵,充满了“古拙浑厚的意态,真可以说是白描的新发展。”(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主任邓伟雄:《从近代白描画谈到张大千、饶宗颐》)

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对饶先生的白描画有很详尽的叙述,根据他的文章和《澄心选萃——饶宗颐的艺术》一书,可以为饶先生重要的佛像白描画做一个简单的年表:

1979年,有朱色纸本立轴《诸天菩萨相》,这是对魏皇兴五年《金光明经·赞佛品》卷二的绘作。画面上有一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姜教授称它“妙相庄严,迦叶绘像有神采。”画面以朱色行笔,因而别具古风。画上有题记。

1980年,水墨纸本16屏《十六应真》。这是组画作品,人物线描极富独创性,将唐人白描画技法中自简笔、颤笔、点构、钩斫诸技法,融为为一体,是画家独创性的典型。题记云:“海潮音一叫,说道不要不要,头面大时身不小。以唐人白描写十六应真。”

1981年,以朱笔写《敦煌走兽人物》,卷末一幅为捧花菩萨,其画题记云:“右伯希和三零五零号人物。以颤笔勾勒,纵意写来,毫不矜持,石窟白画之上驷也。”

1985年,以白描写纸本立轴《树下观音》图,这是一幅六臂观音图,线条流利,观音动势自然而庄严,飘带风动,古树繁密,形成疏密有致的对比效果,表现了佛教清凉世界的光明境界。

1993年,画《布袋和尚》,这是他非常有特色一幅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说他此画,用笔虽沿袭传统画法,神韵、意境却不落寻常窠臼。他画的和尚仰望秋月,若有所思。在画作的右上方,饶先生还笔录唐代诗僧寒山的一偈:“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论,教我如何说?”实际上这也代表了饶先生自己的一种心境。

1994年,临画法国巴黎敦煌画样《供养人》,用线劲健,颇得唐人笔法。

1995年,有白描《观音》、《无量寿佛》、《降魔菩萨》、《罗汉》等画作。画像有古拙之意,对袈裟的线描,更具匠心。

1996年,以白描手法写水墨设色《观音》、《敦煌大自在菩萨》等画。

1998年,画《云中观音》、《敦煌观音》和水墨《观音》。

在饶先生的诸多画作中,观音画是画得比较多和有特色的,画面庄严而透露出婀娜美丽,有时候,观音头顶金、蓝宝冠,脚踏莲花;有时候又华冠华发,颇富装饰意味。

在线条应用上,有时用颤笔写成彩云衣纹,用这种手法增添了天上人间的气象;所谓战笔,中国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此描法近似水纹波浪,故名。用中锋下笔尤宜藏锋,衣纹重叠似水纹而顿挫,疾如摆波。《萱和画谱》“周文矩……善画,行笔瘦硬战掣,有煜(南唐李后主)书法。”

有时又用流畅而淡雅的线条,别有一番体现了当代画家对人体造型的素养,看饶先生的白描画,使人能从柔和庄严的画境中,得到某种精神的感染。

看饶宗颐先生的观音画,心如莲花般的清静,看无量寿的画像,使人产生尊重恭敬之心。

有人评论他的观音画是“流畅而富有画家独创性的淡雅的用线,有一种回旋的音乐美,使人顿悟'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的意境。这是画家出入传统而深悟新世纪当代人审美情趣的佳作。”(姜伯勤《“不了可通神”:论艺术与生命的超越》)

而看饶先生的《敦煌大自在菩萨》,传达出“转苦以为乐”的大自在的境界。饶宗颐先生佛画的成功,在于他深得唐人画法,而且能推陈出新,使传统和现代性融于一炉。

就中国艺术而言,禅的思想和意境对其影响是巨大的,饶先生说:“禅家之学,影响及于艺事,自元以来,已深入诗流画伯之心坎。”

他的一首论画诗云:“何当得画便忘诗,骚首无须更弄姿。惟有祖师弹指顷,神来笔笔华严时。”也将神来之笔,归于佛心禅意。

饶先生自己的书画充满了深深的禅意,极其自然,于淡淡的几笔勾勒中,透出一种清明之气。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黄苗子说,以画入禅或以禅入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宋以来的画家,也有画与禅结合的好作品,如梁楷、石恪、牧溪、清初八大、石涛等,虽然他们的笔墨风格不同,但都是通过悟禅修心得来的成果。

饶先生的画落笔便高,也说明他禅学修养很高。心中没有执著,下笔自然随意,所谓随意,是指笔随心意走,他把禅宗的有、无、色、空概念,融化在丹青里面,表面上不落一个禅字,而画面上透出丝丝禅意,他的一景一物,一草一花,一人一僧,看是随手拈来,无心无意,实是匠心所在,这就是饶先生画作的特点。

从他的一首诗中,也可略见其端倪。诗云:“水影山谷尽敛光,灵薪神火散余香。拈来别有惊人句,无鼓无钟作道场。”这就是他在书画艺术上所追求的境界。

▲饶宗颐观音画

归去来兮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然而,在四处访古的同时,他尤为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此次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顾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宗颐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有很多共通之处。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之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和同辈大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国学”何以可能?

饶宗颐其实并不太认可“国学”这一称谓。相对而言,他更愿意使用“华学”或“汉学”这类的字眼。对于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挡一面,不过他一直强调为学必先敦品。

提到饶宗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回顾走过的路,饶宗颐感叹:“我发现呢,最受用的,我到今天还受用的,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文字的掌握。”他认为,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要真正“懂得字”。虽然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自己的经验,饶宗颐觉得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你有這个底子呢,你看古人的东西,就能弄清,你自己就会做,模仿它的调子,等于你唱戏,(根据)甚么调子,同一个道理。你也就觉得有趣味了”。

说此话时,饶宗颐或许想到了自己读初一时的经验。当时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至今他还很信服:“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中国古人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讲“读书必先识字”,先让孩童从王筠的《说文蒙求》入手,再读《说文解字》,同时跟着老师念经书,培育对文字的感觉。饶宗颐这一心得似乎还还少被人提及。

今天,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大陆纷纷建立,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够摆脱理工科式评估体制的束缚,国学的学科定位也面临难产,对于国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大而无当。国学的旧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国”,面对深谙传统学术的前辈凋零的格局,国学在制度层面似乎有些画饼充饥。在新式学科的阻隔之下,在人文学科修习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之后,如何才能突破学科藩篱,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时安心学问,又如何补上对于古典的失忆性空白?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有幸,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时常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备好天才生长的土壤,允许其孤独的土壤,大师的诞生才不再是神话。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

饶宗颐先生千古!

本文转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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