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已至，寒冷依旧。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现当代国学家先后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
▲ 饶宗颐（1917.8.9 - 2018.2.6）
一代通儒
饶宗颐出生于1917年8月9日，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广东潮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则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金庸说有了他，“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饶宗颐在十四个门类的每一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钱仲联评价饶宗颐说：
所考释者，自卜辞、儒经、碑版以迄敦煌写本；所论者，自格物、奇字、古籍、史乘、方志、文论、词学、笺注、版本，旁及篆刻、书法、绘画、乐舞、琴艺、南诏语、蒙古语、波斯语，沉沉夥颐，新解澜翻，兼学术文、美文之长，通中华古学与四裔新学之邮，返视观堂、寒柳以上诸家，譬如积薪，后来居上。九州百世以观之，得不谓非东洲鸿儒也哉！（钱仲联《固庵文录序》）
这也是学界的公论。
家学渊源
民国六年（1917年）八月九日（农历丁巳年6月22日），饶宗颐出生于粤东古城潮州的一个名门望族。
潮州，“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曾被贬官于此，在此停留期间，兴学课士，留下不少名篇。宋代便有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宋代以来，这里商贾如云，人文鼎盛。饶宗颐的祖上原居江西，后辗转入粤，定居潮州。
饶宗颐的父亲在家中排行第三，名宝璇，初字纯钩，后改字锷，号钝鹿。饶老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饱读诗书，留意时势，参加过当时名震一方的革命团体——南社。饶家世代儒商，在潮州开有数座钱庄，宗颐出生时，人称潮州首富。饶老先生喜买书、藏书，将自己的藏书楼叫做“天啸楼”，有书达十万卷。又工于诗文，精于考据，于乡邦文献尤为留心，著有《佛国记疏证》、《潮州西湖山志》等书，还当过《粤南报》的主笔。
饶宗颐的母亲蔡老夫人则是名门闺秀，祖父蔡一桂在清同治年间曾任资政大夫，父亲蔡子渊曾任户部主事。只是蔡老夫人在宗颐两岁时便去世了，母亲清秀的模样在宗颐的心里久久无法淡去，却又无法清晰起来。
在父亲的影响下，宗颐自幼便泡在天啸楼的藏书里。“那么多书，我整天看，就像孩子在玩。我很早就能写诗填词，中国历史从哪一年到哪一年我都清楚，先后顺序不会搞乱。”从《史记》到佛典，从老庄到还珠楼主，幼年的他无书不读。有一次因为痴迷于武侠小说，甚至写了一部《后封神榜》。
饶老先生很早便着意培养自己这位长子。宗颐六岁那年，便开始练习国画，后师从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贴。宗颐酷爱任伯年的作品，曾将老师所藏的任氏一百多幅作品临摹殆遍，为其日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宗颐的伯父既是画家，又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颇多精品，为数达千种，他也时常把玩。
▲ 饶氏家族二十年代大合照，前排左五为饶宗颐。图/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此时，宗颐的不少初中同学正在新式小学里从“手口足”开始学习汉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循着小学、初中、高中的新式学校建制前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他发现老师讲授的过于浅显，读了一年便觉得在学校实在有些浪费光阴，径直回家自学。相比之下，宗颐的心目中时时呈现的是家中的万卷藏书。
坐拥书城的饶宗颐，没有辜负这得天独厚的条件。跟一般孩童不同，他最喜欢的不是玩耍，而是学习。八十年过去了，饶宗颐对儿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我不大玩，是内向的。六七岁就有这个drive，就有这个自动（读书学习）的倾向，很奇怪。”才十岁左右他就跟着父亲观摩，帮助抄录《佛国记》；父亲写《汉儒学案》、《新儒学案》等书，他在一旁看得有滋有味，时常充当帮手。
饶老先生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经常一起论学唱和的多为潮州当地有名的诗人柯季鹗、戴贞素等，画家王显诏、杨栻等，包括后来以词学成家的中山大学教授詹安泰。此时，宗颐往往随侍在父亲身边，偶尔也参与酬唱。宗颐十六岁那年所作《优昙花诗》，曾经令举座皆惊。诗云：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吐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滋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迫大苍。
大苍安何穷，天道渺无极。
哀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珍，转瞬讵为迫。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今夕。
此诗一出，即被饶老先生的老师推荐给中山大学《文学杂志》发表，不少诗坛名宿都很惊诧，何以十六岁的少年能像陶渊明一般超脱，纷纷以诗唱和。当时的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古直惊为天人，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古直早年投身革命，诗文冠盖一时，尤精于汉魏文学，他对古代诗文的笺注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至今还被学界视为经典。
正当宗颐在父辈的薰陶下，读书种子的气象日益葱茏之时，饶老先生却因编纂《潮州艺文志》而心力交瘁，在宗颐十七岁那年便匆匆地离开了人世。
弥留之际，饶老先生念兹在兹的是《潮州艺文志》尚未终篇。在约请父执辈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的同时，宗颐决定独自续写《潮州艺文志》，并于一年后终于杀青。此书网罗潮州一千多年的文献，至今依然是潮学研究的必读书，宗颐为之撰写了精到的提要，奠定了其潮学创始人的地位。当时的重要学术期刊《岭南学报》将其全文连载。
那一年，饶宗颐十八岁。
▲ 天啸楼
福地香港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饶宗颐后来常说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缘分，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大病，他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发明了一套四角号码，用来查甲骨经文，后又想在此基础上编一本八角号码的《中山大辞典》，年轻有为的饶宗颐成了他的助手，帮助做一些图书记录工作，这也使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并研读大量的经史子集。
叶恭绰是有名的书画家与收藏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时，叶恭绰正在编《全清词钞》，他请饶宗颐帮忙收集清词，这段经历让其对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后来的词研究打下基础。
1949年，这一年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转折年。饶宗颐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
▲ 饶宗颐 篆书
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在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
与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他，不仅没有因为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中断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 饶宗颐 绘画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4月在北京会见饶宗颐。
多学并驾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 饶宗颐 编著《全明词》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则说季老懂我。
王国维曾把“新发见（现）”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陈寅恪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饶宗颐对新材料、新证据的重视和掌握，让人吃惊。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他则无不注意。
▲ 饶宗颐和季羡林
事实上，人们将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不无道理，他们两人皆通晓多国语言，研究领域皆极为广泛，在梵文、吐火罗文、敦煌学、佛学等领域有交叉研究，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评价甚高。
有人说，饶宗颐钻研的学问，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艰深的语言写就的。他在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
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阅读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 饶宗颐在《敦煌白画》中提到的二女神像
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画和绢花上，而《敦煌白画》一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也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还是敦煌学研究，饶宗颐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个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曾近距离追随饶宗颐17年，让她最难忘的是饶宗颐永远对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颗童真的好奇心，“正因为每天有了这一颗好奇心，才让他每天笔耕不辍地写作”。
▲ 饶宗颐书法
饶宗颐经常说，“我来不及看书，来不及烦恼”。他风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沈建华介绍，饶先生的写作通常是同时写几篇文章，并驾齐驱，比如说上午写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许写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简帛，遇到问题就放一下，等到把这个问题想通了，再继续写。“
有的文章几天写完，但是有的文章积累了三十年，像《汉字符号》这本薄薄的小书，他积累了三十年，一点一点写。”所以，在她看来，虽然饶先生的文集已经出版，但是还有一些旧稿没有发掘整理出来。
琴诗书画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
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随年岁日长，他的书画作品越来越精到，已经呈现出一种与前人全然不同的风貌。2003年饶宗颐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这里挂满了他的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
▲ 饶宗颐山水
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因为熟悉甲骨学、敦煌学，在他的书法之中又融入了许多古文字笔法。
饶宗颐平生最钦佩庄子的“参万岁而一成纯”，这句话出于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的主要思想是将多与少、一万年和一瞬间，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万年的精华提炼为纯度很高的一瞬间。
饶宗颐在书画创作上也运用了很多齐物论思想，比如说在一般人看来，临摹画和创作画是两码事情，但是从齐物论思想来说，他认为，临摹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他在临摹过程中，也有自己的构型、用笔，每一笔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饶功”,是一种瑜伽，一种打坐方法，有空就会在家练习。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
可能正是因为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长寿的秘诀。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这对他做学问乃至词学创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 饶宗颐挥毫
“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国维学康德，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进入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对人言，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
国之耆宿
饶宗颐先生是第一位讲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学者，也是第一个系统研究殷代贞卜人物。1959年，他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1962年，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由此，饶宗颐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并称为“甲骨五堂”。
七十年代，饶宗颐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成为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此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专研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饶宗颐先生的研究领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等十三个门类，他出版著作六十余部，著述3000万言，仅《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浩浩十二卷，就达1000多万字。
他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六国语言文字。其中梵文、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在其本国亦少有人精通，而饶宗颐先生以中国人
却能通乎异国“天书”。
饶宗颐精通古琴，还是撰写宋、元琴史的首位学者，他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2003年他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
饶公佛缘
饶宗颐先生幼年即对佛教有很深的体验，他曾在《宗颐名说》一文中说，“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他的书架上插满了中文、日文版的《大藏经》，以及泰国的《巴利文藏》。
民国初年，韩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器莲花佛像，这些佛像不仅年代久远，而且上面有窑工姓名，可以说是很珍贵的，他的父亲和伯父各买了两尊。幼年的饶宗颐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些佛像，他以后对这些佛像加以研究，发表了一篇有关陶瓷史的文章，引起了日本人的惊奇。
饶宗颐先生一次在日本旅游时，偶然发现日本古代有一高僧也叫“宗颐”。他与人打趣地说：“若人真能转世的话，我生前可能是位高僧。”
1981年秋，他游太原、大同等地，在华严寺旅游时，饶宗颐教授无意中又发现有一经书的写序人的名字也叫“宗颐’，与自己名字相同，此人是北宋高僧释宗颐。他看后，甚有感触，即随口赋诗一首：
窃喜同名得异僧，秋风正马事晨征。
华严寺前挂飘去，岂是生前此诵经？
他于是制印一枚：“十方真定是前身”。
饶先生也看了不少佛书，对佛教深有研究，他在法国巴黎时，曾展读北魏皇兴《金光明经写卷》，并曾著文论之。
他在生活中也非常想望一个清净的世界，他曾对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胡晓明先生说：“有过一段时间真想剃度入山为憎。”
他还手书《心经》，并曾“暮雨疏钟忆六朝”，向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饶先生十几岁时就开始学习打坐，而且每天坚持，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青灯古庙的生活，因为他觉得真正的道场并非仅仅在庙宇里，所谓心中有佛，处处是佛。
六十年代，饶先生在印度以40多岁的年纪开始学梵文，至今他还能朗朗上口。在国外的3年中，他还向印度学者学习梨俱吠陀，足迹遍及印度南北；以后又游历缅甸、锡兰、泰国、柬埔寨等地，遂有了精深的佛学修养，著有《佛国诗集》。
他说，印度人念经有他的抑扬顿挫，有些是念《圣解之歌》，还有早期的《梨俱吠陀》，他们都是唱的。其实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大多也是可以唱的。我曾听已故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苏渊雷教授唱古诗，真的是很美妙。
饶先生虽然没有出家，但他对佛学的悟性极高，因此北大季羡林教授称赞他时说：“饶宗颐先生是能预流的。”
所谓预流果者，来源于南传佛教，意思是指修行欲达最后之阿罗汉果，须自预流入，得预流果，即已除尘世烦恼而出俗人圣者也，也是得大道者。可见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评价之高了。
佛学成果
饶宗颐先生的佛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佛教渊源论》一辑中，收在饶宗颐先生“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该辑有三篇文章，可以说是代表了饶宗颐先生的主要佛学思想。
其中主要两篇：一篇是《新州——六祖出生地及其传法偈》(1989年)，这是饶先生考察广东省新兴县国恩寺及六祖故居后所做的研究，该文对六祖传法偈从佛道两家典籍中找到出典。
另一篇是《惠能及〈六祖坛经〉的一些问题》，该文是饶宗颐先生在澳门举行的《惠能与岭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他在文中说，“从我个人去新兴的感受来说，惠能不应是如《坛经》等禅籍所描述的那样目不识丁，国恩寺系惠能舍其故宅而建，面积很大。”因此，惠能很可能是有家世渊源的人。（《饶宗颐先生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五卷）
作为一个成就巨大的文化学者，饶宗颐先生对禅的理解也有独到之处。他曾经撰写了《隋禅宗三祖塔砖记》(1988年)、《大颠禅师与心经注》等文章，对于六祖惠能的研究，一直是饶先生比较感兴趣的课题，他除了在一些专门文章中对此有研究外，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谈话中，也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惠能禅与印度禅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禅是可以活活泼泼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内涵着一些禅理，而印度禅则不同，印度流行“禅窟”，是要人们在深山古洞里，去修习苦行，有一种苦行僧的味道。所以饶先生说：“禅不光是要静坐，而是要培养心中湛然一片光明海。”
饶宗颐教授认为禅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在《八大山人禅画索隐》一文中，他对禅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五灯会元》卷六《柘溪从实禅师》中有一段话说：
幽州柘溪从实禅师，僧问：“如何是道？”师曰：“个中无紫皂。”曰：“如何是禅?”师曰：“不与白云连。”师问：“僧作甚么来？”曰：“亲近来。”师曰：“任你白云朝岳顶，争奈青山不展眉？”
饶先生说，“'不与白云连。’读起来很像谢灵运的诗句。”他指出“禅家采用诗句型的语言来说明深奥的本体问题，摆脱去名理上纠缠不清的逻辑性语言，单刀直入地用文学上'立片言之警策’的方法来启发人们心理上的睿智。”“这种办法可说是'致知’上的一种艺术手段。”
所以，饶宗颐先生说，所谓“禅的世界，几乎是诗的世界。”禅僧和诗几乎是分不开的，这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在禅与画方面，饶先生说，“画家有时亦可运用禅理去建立他的构图方案。”
他在《方以智之画论》中，引用了方以智论画的一段语录，方以智说，画“虽有六法，而写意本无一法。妙处无他，不落有无而已。”
饶先生认为：“此篇为极重要文字，指出画之妙处，须不落入有无两边，匠笔、文笔二者皆饥。”此段话充满了禅机，所以饶先生把此称为“禅机画论”。
佛画造诣
饶先生在美术实践上也有很深造诣，尤其是他的白描佛像，有汉简笔法的遗韵，充满了“古拙浑厚的意态，真可以说是白描的新发展。”(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艺术主任邓伟雄：《从近代白描画谈到张大千、饶宗颐》)
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对饶先生的白描画有很详尽的叙述，根据他的文章和《澄心选萃——饶宗颐的艺术》一书，可以为饶先生重要的佛像白描画做一个简单的年表：
1979年，有朱色纸本立轴《诸天菩萨相》，这是对魏皇兴五年《金光明经·赞佛品》卷二的绘作。画面上有一佛，二弟子，二胁侍菩萨。姜教授称它“妙相庄严，迦叶绘像有神采。”画面以朱色行笔，因而别具古风。画上有题记。
1980年，水墨纸本16屏《十六应真》。这是组画作品，人物线描极富独创性，将唐人白描画技法中自简笔、颤笔、点构、钩斫诸技法，融为为一体，是画家独创性的典型。题记云：“海潮音一叫，说道不要不要，头面大时身不小。以唐人白描写十六应真。”
1981年，以朱笔写《敦煌走兽人物》，卷末一幅为捧花菩萨，其画题记云：“右伯希和三零五零号人物。以颤笔勾勒，纵意写来，毫不矜持，石窟白画之上驷也。”
1985年，以白描写纸本立轴《树下观音》图，这是一幅六臂观音图，线条流利，观音动势自然而庄严，飘带风动，古树繁密，形成疏密有致的对比效果，表现了佛教清凉世界的光明境界。
1993年，画《布袋和尚》，这是他非常有特色一幅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说他此画，用笔虽沿袭传统画法，神韵、意境却不落寻常窠臼。他画的和尚仰望秋月，若有所思。在画作的右上方，饶先生还笔录唐代诗僧寒山的一偈：“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论，教我如何说？”实际上这也代表了饶先生自己的一种心境。
1994年，临画法国巴黎敦煌画样《供养人》，用线劲健，颇得唐人笔法。
1995年，有白描《观音》、《无量寿佛》、《降魔菩萨》、《罗汉》等画作。画像有古拙之意，对袈裟的线描，更具匠心。
1996年，以白描手法写水墨设色《观音》、《敦煌大自在菩萨》等画。
1998年，画《云中观音》、《敦煌观音》和水墨《观音》。
在饶先生的诸多画作中，观音画是画得比较多和有特色的，画面庄严而透露出婀娜美丽，有时候，观音头顶金、蓝宝冠，脚踏莲花；有时候又华冠华发，颇富装饰意味。
在线条应用上，有时用颤笔写成彩云衣纹，用这种手法增添了天上人间的气象；所谓战笔，中国古代人物衣服褶纹画法之一。此描法近似水纹波浪，故名。用中锋下笔尤宜藏锋，衣纹重叠似水纹而顿挫，疾如摆波。《萱和画谱》“周文矩……善画，行笔瘦硬战掣，有煜（南唐李后主）书法。”
有时又用流畅而淡雅的线条，别有一番体现了当代画家对人体造型的素养，看饶先生的白描画，使人能从柔和庄严的画境中，得到某种精神的感染。
看饶宗颐先生的观音画，心如莲花般的清静，看无量寿的画像，使人产生尊重恭敬之心。
有人评论他的观音画是“流畅而富有画家独创性的淡雅的用线，有一种回旋的音乐美，使人顿悟'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的意境。这是画家出入传统而深悟新世纪当代人审美情趣的佳作。”（姜伯勤《“不了可通神”：论艺术与生命的超越》）
而看饶先生的《敦煌大自在菩萨》，传达出“转苦以为乐”的大自在的境界。饶宗颐先生佛画的成功，在于他深得唐人画法，而且能推陈出新，使传统和现代性融于一炉。
就中国艺术而言，禅的思想和意境对其影响是巨大的，饶先生说：“禅家之学，影响及于艺事，自元以来，已深入诗流画伯之心坎。”
他的一首论画诗云：“何当得画便忘诗，骚首无须更弄姿。惟有祖师弹指顷，神来笔笔华严时。”也将神来之笔，归于佛心禅意。
饶先生自己的书画充满了深深的禅意，极其自然，于淡淡的几笔勾勒中，透出一种清明之气。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黄苗子说，以画入禅或以禅入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宋以来的画家，也有画与禅结合的好作品，如梁楷、石恪、牧溪、清初八大、石涛等，虽然他们的笔墨风格不同，但都是通过悟禅修心得来的成果。
饶先生的画落笔便高，也说明他禅学修养很高。心中没有执著，下笔自然随意，所谓随意，是指笔随心意走，他把禅宗的有、无、色、空概念，融化在丹青里面，表面上不落一个禅字，而画面上透出丝丝禅意，他的一景一物，一草一花，一人一僧，看是随手拈来，无心无意，实是匠心所在，这就是饶先生画作的特点。
从他的一首诗中，也可略见其端倪。诗云：“水影山谷尽敛光，灵薪神火散余香。拈来别有惊人句，无鼓无钟作道场。”这就是他在书画艺术上所追求的境界。
▲饶宗颐观音画
归去来兮
一九八零年，饶宗颐回到离开三十年的大陆，徜徉于神州秀美的山川。然而，在四处访古的同时，他尤为关切的是新中国的出土文物。针对在湖北发掘的秦简、编钟，他回香港后即刻邀请此次陪同者、中山大学曾宪通赴港合作研究，著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和《随县曾侯乙墓钟罄铭辞研究》二书，被学界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
这次中国文化之旅，是饶宗颐治学经历甚至是他一生的又一重大转折，长达三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饶宗颐还在北京拜见了已重病住院的顾颉刚，顾老先生虽已年近九旬，记忆力却很好，见到饶宗颐说他们已有五十多年的交情,一直还保存着饶宗颐早年为《古史辨》所写的好几篇文章。当时饶宗颐动情地说：“那是我小孩子时写的东西，还请顾老多多指教。”饶宗颐回到香港数月后，便接到了顾颉刚去世的消息。就对学术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而言，饶宗颐与顾颉刚有很多共通之处。
一九八二年，《选堂集林?史林》出版，被学界誉为继钱钟书《管锥篇》后的又一学术巨著，有人称誉为“南北学林双璧”，他造访钱钟书时，钱以自己批校过的《管锥编》手稿相赠。之后饶宗颐又先后推出《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等书，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
当饶宗颐再回大陆时，民国的学术前辈和同辈大多已凋零殆尽，季羡林已经算是老辈学者的领袖。饶宗颐除了与季羡林在梵学、敦煌学方面颇有共通之处外，还十分赞赏季羡林朴实敦厚的学风。季羡林则对饶宗颐推崇备至，盛赞饶：“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国学”何以可能？
饶宗颐其实并不太认可“国学”这一称谓。相对而言，他更愿意使用“华学”或“汉学”这类的字眼。对于中国学术的前景，饶宗颐颇有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现在已有不少学术人才可以独挡一面，不过他一直强调为学必先敦品。
提到饶宗颐，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其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
回顾走过的路，饶宗颐感叹:“我发现呢，最受用的，我到今天还受用的，就是我的文章的根底，文字的掌握。”他认为，要做到古人讲的“通”，首先文字就得通，要真正“懂得字”。虽然为此让学童背诵古文有些无聊，但就自己的经验，饶宗颐觉得只有这样文气才能通，“你有這个底子呢，你看古人的东西，就能弄清，你自己就会做，模仿它的调子，等于你唱戏，(根据)甚么调子，同一个道理。你也就觉得有趣味了”。
说此话时，饶宗颐或许想到了自己读初一时的经验。当时有位叫王弘愿的老师，指导他学古文要从“韩文”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至今他还很信服：“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中国古人尤其是清代学者治学讲“读书必先识字”，先让孩童从王筠的《说文蒙求》入手，再读《说文解字》，同时跟着老师念经书，培育对文字的感觉。饶宗颐这一心得似乎还还少被人提及。
今天，国学教学研究机构在大陆纷纷建立，可惜主持者并未能够摆脱理工科式评估体制的束缚，国学的学科定位也面临难产，对于国学的认识更多的是大而无当。国学的旧事重提看重的更多的是“国”，面对深谙传统学术的前辈凋零的格局，国学在制度层面似乎有些画饼充饥。在新式学科的阻隔之下，在人文学科修习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之后，如何才能突破学科藩篱，如何才能在治生的同时安心学问，又如何补上对于古典的失忆性空白？
二零零三年，饶宗颐教授将个人积累的数万册贵重藏书，包括非常珍贵的古籍善本，以及一百八十多件书画作品，捐赠给香港大学，借以回馈香港。这些藏书绝大多数都有饶宗颐的批注，今后的研究者有幸，可以沿着阅读史的思路对饶宗颐的学术源流进行细密的剖析。很多汉学家，不分国界、种别，就像饶宗颐原来不断前往法国远东学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一样，时常来到饶宗颐学术馆做研究，汉学的视线在往复中熠熠生辉。
饶宗颐以一人之力，为世人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轮廓，并将这一场景完美地展示给世界，然而他却如此的谦和。儒家所说的君子，庶几近之吧？
作为不世出的文化奇迹，饶宗颐是不可复制的。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备好天才生长的土壤，允许其孤独的土壤，大师的诞生才不再是神话。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
饶宗颐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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