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会议——首次海峡两岸人民团体合办的国际书史研讨会
陆蓉之
兰亭会议现场
华人德在发言
白谦慎博士在发言
由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与大陆沧浪书社首度合作，邀请国际间书法学者专家，于6月16日至20日齐聚江苏太湖滨，举行“兰亭会议”国际学术研讨会。
会议的缘起，还得回溯到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他亲朋好友一行42人，到山阴兰亭(含浙江绍兴附近的兰渚)，按“祓禊”古习，到水边洗涤污秽，藉以祓除不祥，“流觞曲水”宴饮咏诗。据说王羲之当时以鼠须笔在蚕茧纸上写了《兰亭序》，成为千古传颂的佳话。热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视《兰亭序》为至宝，将之陪葬昭陵，如今传世均为摹、拓本。
首日议程由台大艺术史研究所傅申教授主持，第一篇论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Robert Harrist)教授的“关于《兰亭集序》与复制品的问题”，由白谦慎教授代读。韩氏借中国和欧洲艺术史上复制艺术品的传统，讨论中国书法中“临本”、“摹本”、“拓本”。他以西方人出自于欣赏与崇拜而复制古希腊雕塑，来比拟中国人历代复制无数王羲之的书法。人们因喜爱而生产复制品，流传结果吸引更多欣赏人口，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不过，韩氏提到班杰明(Walter Benjamin)1936年“机器时代艺术品的复制”一文中，认为原件独一无二的光环，会被复制(特别是摄影的复制)给淡化了。韩氏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兰亭集序》因为历代临摹、复制，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举了有趣的例子，即1998年中国艺术家邱志杰在纽约的观念表演艺术《书写兰亭集序一千遍》，完成一张满渍墨迹的黑纸，隐喻一再的复制使得原作真相湮灭。
吉林大学丛文俊教授以“关于魏晋书法史料的性质与学术意义的再认识”，兼及对王书兰亭的论辨。他提出魏晋士大夫书法重视尺牍(书信)，因而促进“草书”、“行书”发展的观点。西汉末陈遵的草书尺牍被人珍藏，东汉初期刘睦开创草书尺牍风气之先，而流行于显贵之间。东汉魏晋士大夫书家，用楷书和草体形成更容易识读、便于使用的行书。尺牍不但可以千里传情，而且用以彰显人格魅力，所谓“千里面目”，正是字如其人之意。丛氏也说明魏晋行、草体尺牍固然值得重视，但毕竟不是魏晋书法的全部内容，除楷体尺牍外，还有更多文件档案、图书秘籍、写经等非尺牍的书写形式，甚至出身寒门无署名的许多刻石与墨迹，所谓的“民间书法”，都不应该忽视。丛氏洋洋洒洒的举证，直指魏晋南朝士大夫以尚书、善书而自高自重的心理，造成阶级的观念。至于曾经引起激辨的《王兴之夫妇墓志》，有人推想系王羲之所书，故而用以质疑王书兰亭的真伪。丛氏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分明属于工匠或佣书惯用的八分书体，岂可和大书家王羲之相比!为了辩论兰亭而征引的墨迹资料，几乎遍及所有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存世的简牍、写经文字和文书残纸。丛氏指出：“研究并使用出土文字资料，要具备各种相关的学科知识，只有书法一种眼光是远远不够的。出土文字资料是全社会各阶层、各类人物用字的集合，要了解作品，必须先搞清楚作者身份、作品的用途及其背景知识，待分类明细、研究清楚之后，再用科学方法去探索它们各自的意义。不同类型、性质的文字遗迹，只能在其本身所处层面上，体现其书法史的学术意义。”
苏州大学图书馆华人德主任的“论六朝写经体兼及兰亭论辨”，首提写经要虔诚，字体不能草率，既工整还要速度快，所以“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且“写经是有其较固定的规格程式的，先划好乌丝栏，最常见的格式是每行抄写十七字”。华氏说明佛教和道教虽然都以正书写经，然而两者还是不同，因为“佛经由西域传来，经翻译而成华语，写录而成，故在形式上不必神秘化，以接近于日用书体的正书抄写”；“而道教经书则往往假托于神仙所授，须不同于凡俗，所采用的方式有：在形式上注重质地和色彩，书法的精到，字体的奇古”。道教写经更重视书法的精能，华氏以东晋、南朝的书家包括王羲之在内，普遍崇信道教为例，认为东晋士大夫的书风，应该受到道教写经书的影响较大。华氏不同意许多参与“兰亭论辨”的学者，他们以保守而成定式的佛教写经体，来否定王羲之神采飞扬的兰亭新体。
美国莱斯大学钱南秀教授提出“兰亭诗与魏晋人伦鉴识及山水诗形成的关系”。人伦鉴识，即对人物品格类别的鉴定与描述，起源于后汉对前汉官吏选举制度的重建，原为察举征辟士人之用，分为四期：(一)经明行修期。原本西汉武帝以四科辟士，经由地方硕儒对候选人品鉴，到东汉章帝才正式将地方评鉴建立成为制度，做为人伦鉴识的起点。(二)名教是非期。东汉末年士人与外戚宦官相争，党锢之祸日炽，人伦鉴识仍做为官吏选举的依据，但也是党人自律律人，挽救汉室的手段，而且对象扩及整个士族社会，党人领袖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然而党锢之祸使一部分评鉴者，为避祸而从具体评论转向理论探索。自然隐喻的山水表述，也诞生于此一时期。(三)唯才是举期。汉帝国崩溃，曹操崛起，为求一统天下，公开提出“唯才是举”，使人伦鉴识从儒家的道德标准，转向对才能的省察。再加上曹氏父子对文学的爱好，人伦鉴识的内容扩及文化美学方面。(四)掇皮皆真期。曹魏建立的“九品中正制”，应由地方评鉴铨选官吏，然而各级中正机构皆为权贵所控制，门第阀阅才是选举官吏的主要凭据。人伦鉴识从政治作用转向文化美学的活动，“真率”成为评鉴的主要标准，涵盖整个魏晋时期。东晋王羲之的时代，正值佛学中国化的高峰，在佛学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早期的山水诗。钱氏指出兰亭诗人多为人伦鉴识的积极参与者，兰亭诗因而带有人伦鉴识的特点，“其一是人景并举，其二是强调万物品类的繁盛，与彼此关系的平等和谐。如此，写景实在是为写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王玉池先生的“有关兰亭论辨二题”，主要针对大陆方面的“兰亭论辨”。王氏指正大陆近期报导晋代《高崧墓志》的出土，视为“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楷书作品”，并引用郭沫若以“晋代只能有隶书，不可能出现楷书、行书”为由，而推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伪作，以为证明《高崧墓志》是最早的楷书，便能结束《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是不正确的。他认为《高崧墓志》的楷化程度，尚不及更早的《颜谦妇墓志》；而60年代郭沫若未有上述的言词，郭氏强调晋代的楷、行、草书都尚未脱离隶书的笔意，而将整个晋代定为隶书时代，才怀疑脱尽隶书笔意的《兰亭序》是伪作，引起的激辨至今未休。另外，王氏指出大陆仍有人主张《兰亭序》不符合东晋时代精神，《兰亭序》与王羲之其他作品如《丧乱帖》、《十七帖》等皆有距离，故不足以代表王羲之的基本面貌。
上午的论文报告由香港书法家协会黄简主席担任评论人，下午改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崔尔平副编审主持。第一篇论文是中央美术学院刘涛教授的“东晋铭刻书迹的体态及相关问题”。由于60年代出土东晋琅琊王氏墓志，引发兰亭论辨，刘氏开宗明义指出东晋的铭刻书迹，不宜用来直接推论王羲之《兰亭序》的真伪。他以东晋铭刻书迹的“变态”与东晋“方笔书”的流变与渊源，探讨铭刻书法与尺牍书法之间的关系。石上铭刻最早溯及春秋战国时代，秦一统天下，纪功刻石专于国君，至两汉时风气乃大盛，曹魏时为抑厚葬奢风而禁碑，延及西晋，至东晋刊石树碑风气再兴。但是禁碑之后，入土的墓志取代墓碑流为葬俗，墓志遂成为研究东晋铭刻书迹的重要线索，传世者偶见篆书，最多为隶书且多变态，楷书也已出现。刘氏论文以实例详述魏晋时期新旧书风交迭转换的发展过程，旧体篆、隶有新法，新体今草行、楷有旧影。笔画方截平直、结字方整的“方笔隶书”为此期精刻碑志书体的主流样式。刘氏一方面举证近数十年出土的铭刻书迹，反映东晋书法的本相，认为比传世的摹本更具有真实性的价值。然而他也强调士庶书态有别，不能以庶民铭刻之迹推测王羲之的书法风格。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朱关田主席以书面提出“《兰亭序》在唐代的影响”，日本立命馆大学祁小春也以书面提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两个新疑问”。台北故宫博物院何传馨研究员的“故宫藏定武兰亭真本(柯九思旧藏本)及相关问题”，对该版本起源、流传及历代鉴别论辨，叙述详尽，甚至细录该卷后的鉴藏印记、观款、跋文，并与传世另两卷旧拓独孤僧本及吴炳旧藏本详加比较。何氏认为故宫本应该与独孤僧本出于同一石，但是故宫本字迹不如独孤僧本清晰，锋芒亦不如，所以他推测故宫本椎拓的时间较晚。
无锡书画院穆棣先生的“八柱本《神龙兰亭》墨迹考辨”，系针对唐兰1963年一篇“神龙《兰亭》辨伪”长文，指出唐文的谬误。穆氏也详录了八柱本的鉴藏印记、跋文，并对其起源、流传及历代的鉴别，进行详细的评析。他特别驳斥唐文指认南宋末年驸马杨镇为大作伪家，缺乏真凭实据。穆氏进而对杨家散出之珍藏列表分析，认为皆属名迹真品，无一是唐文所指控的作伪图利赝品。结论是神龙八柱本绝非南宋伪作，其勾摹之精，距离原本当不远，应是唐摹善本。至于“神龙”小玺，认为应是唐中宗的御玺。
暨南大学曹宝麟教授的“《集王圣教》与《神龙兰亭》之比勘”，以集字、逐字比对的方式，再度肯定唐怀仁集王羲之书法所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不但是集字刻碑的开山祖，也是保存王羲之遗规的珍贵范本。曹氏借比勘说明《神龙兰亭》带有许多褚遂良的笔意，因而推论为褚摹，即使非褚摹，也不出褚氏的范畴。
香港中文大学莫家良教授的“《兰亭序》与宋高宗的书法”，借南宋高宗酷嗜《兰亭序》的历史背景，进而了解南宋皇室书法和宋代二王传统的关系。高宗曾大量临摹《兰亭序》，将临本赏赐朝臣，数量为历朝所罕见。莫氏亦指出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无疑是南宋帝王的楷模，唐太宗既好二王书，宋高宗尊二王就等于尊太宗，一脉相承帝王正统与书法正宗，不无政治方面的考量与宣示意义。在高宗的薰陶下，吴皇后亦曾临摹《兰亭序》，孝宗亦以书法为嗜好。首日下午的研讨会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吴鸿清教授担任讲评人，亦以书面提出“《兰亭序》书家管见”论文一篇，从字的结构和笔法来讨论《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结论是“《兰亭序》根本就不是王羲之书写的”。
次日上午由台湾书法教育学会蔡明讚副会长主持，第一篇是南京艺术学院黄惇教授的“赵孟颊与兰亭十三跋”，指出《兰亭序》经由宋代推广为书法的经典，自《淳化阁帖》问世以后，掀起刻帖高潮，《兰亭》帖的翻刻数以百计，宋末南渡时，士大夫几乎人手一本。然而入元后刻帖风潮渐戟，书家依宋代留下的刻帖学习书法。
赵孟頫是元代书法史上回归魏晋的关键人物，他对二王书风的推崇与倡导，在独孤本《定武兰亭》上的题跋中，可见端倪。黄氏借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的第七有云：“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揭示书法的本质属性：第一在“用笔”，第二在“结字”，用笔尤为书法的核心成份。
台北东吴大学李郁周教授“谈文徵明书《重修兰亭记》”，文中叙述他32年来追索《重修兰亭记》印本的原委，关于明嘉靖年间绍兴知府重修兰亭的始末，并录下文徵明记写盛事的全文。旅法的哈佛大学东方艺术史李慧闻(Celia CarringtonRiely)博士，倾毕生之力专研董其昌，她以“董其昌所见所评唐临摹本《兰亭序》及其1618年赠人的一本《兰亭序》”参加这次研讨会。论文除了详析董其昌过手的唐临《兰亭序》各摹本以外，还提及茅元仪和他的红粉知己杨宛的一段韵事，两人间的情诗令人低徊，故事高潮迭起引人人胜，甚至推演至董其昌怜惜美少女的才情，因杨宛每日临写《兰亭序》，而慷慨地将唐临本《兰亭》赠予茅元仪，日后杨宛在其上作跋：“唐虞永兴临《定武兰亭》，自董玄宰太史流传至石民(茅元仪)子杨宛收藏”，为严肃单调的研讨会增加了不少趣味。
美国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的“从八大山人临《兰亭序》论明末清初书法中的临书观念”，以八大山人为例，证明明末清初书家所谓的“临”，笔墨结构不必形似，可以用不同于原本的字体，或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重构已佚失不传的古本，所以有时可能完全是臆造的。中国书法家协会刘恒副编审以“清代书家与《兰亭序》”，发掘整理清代书法家、鉴藏家对《兰亭序》的评价及临习状况，并讨论碑学理论、考证与碑派书法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个性派书家的崛起，追求创作的取向，使得清人对《兰亭序》的临摹不再热中，甚至怀疑其真实性。上午的论文报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张荣庆理事担任评论人。
下午研讨会由台湾朱惠良教授主持，第一篇是《书法研究》沈培方副主编的“《兰亭序》笔法推测兼评几种临本”，由于原迹不存，以王羲之本人的笔法理论，考证传世所谓唐代墨本的《兰亭序》。沈氏多年研究结果认为王羲之《兰亭序》原迹的笔法应下笔迅疾肯定、笔致刚劲紧敛，笔道相对厚重，提按顿挫“内擫外拓”，是一种以骨力取胜的内擫笔法。沈氏最后特别推崇沈尹默的《兰亭序》临本，以为是件“堪能演绎王字笔法的佳作”。史丹佛大学李慧漱讲师的“宋代后妃与书法”，加州大学石慢(Peter Surman)教授的“元初宋遗民的书法”，以及陈振濂的“书法创作中‘主题’探索的历史回忆与现实意义初探”则是对王羲之《兰亭序》书法影响下的延伸探讨。
由何国庆先生热情赞助的“兰亭会议”，一共发表了21篇论文，与会者宾主尽欢，大会在苏州弹词的悠扬乐声中圆满落幕，在世纪交替之前，为始自1965年的兰亭论辨作出以上的总结。转眼迈向新世纪，这桩无头公案但愿有朝一日因为科技进步，或昭陵的挖掘出土而终能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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