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独立与学术的尊严
薛龙春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十一日，中国沧浪书社在苏州沧浪亭畔成立，首批会员二十四 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向政府登记的民间书法社团(登记时间为一九九O年)。书社成立至今，已召开六次 年会，先后在台湾、美国、香港等地举办了六次展览(其中二次为主要提供作品者)，主办了两次国际讨论会，出版了四本作品集(其中一次以书社书家为主)与一本论文集。社员从最初的二十四人增加到四十二人(其中二位去世，一位退社)。秉持着“艺术的独立与学术的尊严”这一结社宗旨，沧浪书社在海内外赢得良好的声誉，亦成为民间结社的一个典范。

　　清末民初，艺坛曾经掀起结社热潮，当时仅苏州一地就有艺术社团五十多个。但由于历史原因，这样的风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偃息了。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多元化，艺术活动中的民间力量才开始复苏。沧浪书社这一跨地区自愿结合的民间书法团体的成立，可以说正是结社雅集传统的恢复。

　　书社成立的一九八七年，中国书法家协会以及各省、市的分会早已成为书法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民间组织更有利于推进横向联系和当代书法发展的多元需求，倡导自由探讨、平等民主的风气。

　　作为书法创作、交流、研究和提高的有益组织形式，民间书法社团应在多元并存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书法在塑造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新形势下从事书法，不应再将它作为业余消遣的小技，而应将它作为一种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这是沧浪书社社员结社之初的共识。书社成立伊始，就有社员向总执事华人德提出建议，沧浪书社应是一个独立的、严肃的艺术研究团体，要无所依傍，不受左右，才能在书坛发挥其功能。并建议扫除将一个民间社团的理事、主席看成官职的陋习。书社只设执事负责会务工作，且这些职务不对外宣传。

　　在书社章程中，还明确规定社员之间一律平等，社员可以对书社的工作提出建议与批评，在社内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有退社自由。书社的成员可能有着不同的知名度、不同的领域成就，但都应该放平身份，平等民主地交往。华人德在书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特地强调了集体观念，要求社员能经常联系，交流信息，要做到资料共享、知识共享。各人利用自己的专业、专长、技术为大家服务，有些难得的资料要翻印后转交各位社员。有些社员有一己之得，也会公诸同人，白谦慎在一封写给书社的信中，提出大家应有意识思考一下中国书法在观念、技法、材料等方面的变革和创新问题。

　　书社的集体观念与民主意识还体现在制度的建立上。比如新社员入社必须经过两位社员的介绍，三分之二以上社员通过才准予入社。所有入社新社员，无论名气大小，都经历过这样的民主程序。在一九九八年书社的第五次年会上，已担任两届总执事的华人德，提出自己将不再担任新一届总执事。他认为民间社团尤其不应该搞终身制，一个人做的时间长了，书社就会变得暮气沉沉。培养、建立一种制度，其影响力要比某个人的影响力大得多。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新的社务机构，书社才会更有活力。他的这一要求得到社员们的赞同，在此次年会上，言恭达当选为总执事。　

　　沧浪书社不讲求做大，而立足做强。因为发展过速，摊子过大，容易流于形式。时间一长，书社就成了空架子，成了可有可无的聚会。因此书社一直将提高大家的创作水平与学术水平放在首位，在书社内部倡导民主平等的交流与批评，以认真严肃的艺术态度和研究精神来开风气。社员在集会或通讯时，总会直陈社友作品的种种不足，或提出自己的意见。余国松曾深有感触地说，参加书社，深感高层次的压力，自己的字不顶上去是不行的。一九八七年开完苏州年会回到安徽后，他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所受到的冲击，觉得自己过去只是在胡闹，而现在的作品却有了突破。

　　在当时书坛杂志的评论中，谀词颂歌不绝于耳，既无益于世，亦无益于被捧之人。华人德希望同人能扭转这样的风气，相互间展开真诚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使被批评者能接受、思考，并有所改进。他将自己首先推到了被批评席，“乞同人剖析，切吾要害。苟能儆世，此余之愿望，万勿有所留情。以通讯为月旦，请自人德始!”《沧浪书社通讯》至今保留着书社社员之间互相批评的文本：余国松批评华人德讲求静而忽略动，批评曹宝嶙点画过于清晰；华人德批评余国松框结构的折角太过；白谦慎批评华人德追求含蓄，反不如过去开张；潘良桢批评沃兴华变形过度，而储云擅长短线，长线略显逊色；华人德批评沃兴华支离破残，显得不自然。在一九八九年的徐州年会上，言恭达与沃兴华作品批评甚至成为会议议程中的重要一项。

　　并没有人去计较这些批评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大家明白，所有的批评都是真心话，都饱含着社友间的情意。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个道理总是不错的。沧浪书社有很多社员在全国的重大书法篆刻展览中获奖，有些还成了全国展览的评委，相信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书社整体环境与社友间不顾情面的批评，对于创作水平的提高也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今天的书坛，吹捧之风有增无减，当年那些真诚的批评更显得弥足珍贵!

　　社员间除了书法作品的批评切磋之外，学术上的争论也时掀波澜。潘良桢在撰写《汉学与今隶》一文时，曾请华人德提意见，华人德讲了一些看法，其中一部分为潘良桢的论文所吸取，但是对于汉代隶书的成熟时间问题，他仍有保留意见；潘良桢还与余国松就书法“丑”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余国松将“丑”等同于“自然”有欠准确，余国松在《与良桢论书》中称赞潘良桢的批评绝非敷衍塞责；白谦慎在准备一个会议发言时，曾写信给潘良桢，谈到八大山人书法与碑学的关系，潘良桢在一次常熟聚会上与华人德谈起这件事，华人德认为白谦慎的观点有误，立即驰书辩之。随后白谦慎在致华人德的信中，表示对于碑学要有宽泛的理解，碑学追求古朴稚拙，清初八大山人与郑簠都有这样的审美倾向。其后，潘良桢又作《书白谦慎答华人德书后》，继续对这一问题发表见解。

　　 沧浪书社成立后，不定期编印一份《通讯》，共出了二十期，每期并不很厚，后来装成了五册合订本。除了书社新闻、社员动态、通信、诗词题咏、书社经费之外，时常会拿出很多版面刊登社员的学术论文与书法批评文章，如穆棣《怀素<自叙帖>中“武口之记”考》、《米芾“参政帖”帖文考》，张士东《隶书源头辨析》，潘振元《王宠的生平与书法艺术》，余国松《书“书肇于自然”辩》，陆家衡《关于当代隶书创作的思考》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书社对学术的重视。事实上，书社不仅集中了一批书法创作的好手，也有一些在全国有很高知名度的书法史专家。一些社员参加了百卷本《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华人德、曹宝麟、黄悖、刘恒等人还分担了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四卷的撰写工作，该书获得第六届中国图书奖。正是由于学术与艺术并重，书社社员在两方面都取得累累硕果。

　　书社还有意识地引导良好的学术风气，曾成功举办“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一九九五年)与“‘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九九九年)。这两个会议以其一视同仁的办会精神与严格的学术规范在海内外赢得盛誉。在常熟举办的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是首次由民间书法社团主办的国际会议，所有论文都是特约的，除了书法专家之外，书社还有意识地约请了一些古籍整理、文字学、考古学领域的专家，研究具体问题，展现考证方法的魅力。当时在常熟担任人大副主任兼书画院院长的言恭达，利用其在常熟广泛的人脉，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充分准备，会务工作相当周到细致。所有的与会者只有一个身份——学者，没有海内海外、职务职称、新老亲疏的区别，他们在吃住等方面的待遇完全一样，书社不对任何人作特别的照顾。而国内一般学术会议常常将与会者分成三六九等，分别对待，这样的反差使得书社在学术界建立起良好的声誉。

　　四年之后，书社又取得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与其联合举办以王羲之《兰亭序》为研究对象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向基金会提交了正式计划书之后，沧浪书社以基金会与书社的名义向海内外学者发出邀请。值得一提的是，邀请书中除了详细说明引文注释方式(包括作者、书名或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月、页码等)之外，还要求学者在准备论文与宣读论文时能够考虑以下四个问题：一、您为什么选择这一论题，在您所研究的书法现象中，您的关怀是什么？二、您是怎样处理和您的论题有关的史料的？三、您所提交的论文和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关系。四、您的研究对书法史的研究有没有超出一般个案分析的意义？看起来只是几个问题，却关系到会议的实际效果。它既是作者提交论文质量的保证，也使得作者在宣读论文时，与会听众能得到更多的启发。与引文规范相比，这个细节应被视为学术规范的深层内涵。遵循和完善学术规范，凸显学术的尊严，是沧浪书社很有现实与历史责任感的一种努力，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努力，台湾著名学者傅申才会毫不吝啬他的赞美：“这次会议是国际上同类性质会议中一流的！”

　　真诚地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并带动一种良好的风气，这是沧浪书社结社的初衷。这些年来，在所有社员的共同努力下，“沧浪”已成为民间书法社团的一个品牌，在书法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力。沧浪书社的成功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认识:书坛要实现真正的多元繁荣，离不开民间力量的成长。但愿这样的社团再多一些，这样的努力再多一些!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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