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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简史
第七章
元代书法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次年建都于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至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朱元璋所灭,统治中国98年,传十帝。 元灭南宋后,即将其内府图书礼器辇运大都,并特许京官借阅,其中有王羲之《王略帖》、孙过庭《书谱》和怀素《自叙》等巨迹。元代不少皇帝如英宗、文宗、顺帝等都有书名。元初功臣,如宰相耶律楚材(契丹人)及汉人翰林承旨姚枢、翰林学士王磐、国子祭酒许衡、太保刘秉忠等也都擅书,这无疑是一个很有利于书法发展的环境。 特别重要的是,为了搜罗汉族知识分子为新朝服务,程钜夫在至正二十三年(1286)奉世祖之命下江南访求“遗逸”,列赵孟頫于24位南宋遗民之首,荐举给皇帝,既给赵孟頫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也为元代文化艺术尤其是书法艺术的发展寻找了一个领路人,决定了元代书法的主流。 但并非所有华夏俊才都被吸纳到了朝廷,相反,在元代,隐逸文人的数量相当可观,其中的才俊之士,往往游戏人生、游戏艺术,从而实际上走了一条与主流书风大不相同的道路,形成了元代书法重要的一个侧翼。 一、赵孟頫、鲜于枢及奎章阁书家 元代书法最具影响力的,是以赵孟頫为首的、以复古出新为道路的书家群体。 赵孟頫以全面向古典尤其是晋唐学习的方式,在楷、行、草、隶、篆等各个领域重新建立严谨的法度,树立古典风格的权威价值,从而矫正了南宋书法学时风、轻法度的巨大缺陷,使书法发展迈入一条较为健康的轨道。他自己的书法,行书深入右军堂奥,风神雅致,潇洒流美,楷书融唐铸晋,既端庄朴实,又流畅婉丽,形成独特的体势,获“赵体”之称。他的书法思想、风格,不仅主宰了整个元代的书法,甚至直接影响了明代前中期书法的发展。 传世墨迹有《胆巴碑》、《妙严寺记》、《六体千字文》、《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仇锷墓志铭》、《归去来兮辞》、《赤壁赋》、《洛神赋》、《兰亭十三跋》、《汲黯传》、《道德经》等等。 赵孟頫的大楷主要有《胆巴碑》、《三门记》等。他吸收众家之长,又参以李北海笔意,辅以行草笔法,因而庄重而不失流媚,严谨而富于生机,是大楷书的新进展。 赵孟頫的行草书数量也非常多,如《与山世源绝交书》、《丈人帖》、《赤壁赋》等等。其行书追踪晋唐,以王羲之为宗,尤其得力于《集王圣教序》,深得其风流妍妙、清新峻健之致,历来学王,推为第一。 然而,赵孟頫身后所获得的评论,却是褒贬兼有,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说得比较恰切:“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自成一家。若赵承旨,则各体具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书奴之诮,则太过;然谓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唯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并观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则隔一舍。” 鲜于枢(1256~1301),字伯幾。又作伯机,号困学民,亦号直寄老人、虎林隐吏等。渔阳(今河北涿鹿)人,生于开封。曾任江南诸道行台御史掾、浙东都省史掾,此后一度去职隐居西湖“困学斋”,1302年受命任太常寺典簿,未到任而卒。世传其人有河朔英伟之气,豪爽仗义,而文艺极佳,诗文、散曲、音律皆所擅长,又精鉴定、富收藏。长期为官杭州,得江南文采,堪与赵孟頫争竞,可谓一时瑜亮,彼此互相都很推重。赵孟頫曾有诗写他:“廊庙不乏才,江湖多隐沦。之子称吏隐,筑屋西湖滨。开轩弄玉琴,临池书练裙。”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四川绵阳)人,绵州地处巴蜀的西部,世称“邓巴西”。也长期生活于杭州,与赵、鲜于交往切磋,并辔齐名。故虞集说:“大德、延祐年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文原)、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他所擅长的行书和章草,都基本以赵的风格面目出现,只是功力稍逊,他的一些墨迹几乎可与赵的以假乱真。墨迹有《瞻近、汉时二帖跋》、《倪宽赞跋》等。 元文宗时期,是元代书法又一个比较兴旺的时期。文宗为满足自己的书画文玩兴趣,设立了奎章阁,以虞集为侍书学士、柯九思为鉴书博士,当朝善书者,皆吸收入阁,于万机之暇,讨论法书名画。这个机构至惠宗时改为宣文阁,又存在了一段时间才彻底取缔。期间先后入阁的名家除上述二人外还有揭傒斯、欧阳玄、康里巎巎和周伯琦等。其中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色目族人康里巎巎。 康里巎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他是色目人,籍贯康里(汉代为高车国),因以为姓。卒谥文献。子山自幼入学国子监,善文辞工书法,博学多才。兼擅行书、章草,章草古劲,气力甚健,与赵有一定距离。又引章草入行草,用笔爽利轻捷,体势侧媚流宕。这种风格,宋蔡襄即启其端倪,赵孟頫复兴章草,也有过尝试,但都尚未成为风气。巎巎虽然不是这种风格的首倡者,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推进者。代表作是《李白诗卷》。 他传世行书的代表作品是《柳宗元梓人传》。《梓人传》草中兼行,字形纵长,笔法爽利,风格峻健,与赵孟頫偏于柔媚、鲜于枢偏于豪放的书风有所不同。 二、隐士书家 在民族矛盾较为尖锐的元代,数量较大的才俊之士成为了隐士。出处问题上的相似,使得他们尽管年代、性格不同,却在审美上有相通之处,因而在书法史上,元代的隐士书家往往被看作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在审美上的最突出特色,就是与主流书风之间的疏离。 吾衍(1268~1311),又作吾丘衍,字子行,号贞白居士等,浙江太末(今龙游)人,隐居杭州。性格放旷,不事检束,目眇足跛,但仍颇有风度,受到时人推重,追随者常常有数十人。他最擅长的是篆隶和古文之学,有《三十五举》等著作流传,同时运用篆学之长于印章,对于篆刻的发展也有一定贡献。后世有学者认为,是他倡导篆书、得到赵孟頫的响应,才形成了元代篆书的复兴局面。 张雨(1283~1350)为道士,慕米芾为人,书法虽出于赵孟頫,但加以峻厉,又有意识调整其结构、增强其轻重变化,因而有生拙之趣。 三高士中的陆居仁(?~约1377),字宅之,号巢松翁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也擅长书法,主要是行草,用笔流畅,而墨法喜枯,故也有一种荒疏之致;结构微有赵孟頫之意,但非常自然灵秀,绝无滞涩。整体看来,流而不滑,秀而不媚,格调颇高。 总体来看,这些书家的书风,都是个性突出、意态瑰奇,与赵孟頫、鲜于枢及奎章阁书家的相对平和稳健的风格有较大差异,形成了元代书法的另一面貌。从精神上说,他们的风格,与宋代“尚意”的诉求有相似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经开启明代晚期行草书风的先兆。 【资料来源】《中国书法简史》(叶培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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