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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生平与艺术历程
风会迁流 规模自树
艺术家的创作是与时代息息相关的。王铎的一生主要活动在“明末清初”之际。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明末清初”指的是从明万历三十年到清康熙四十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大约有一百年左右。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解的转变。早在明代中期，整个运行周密的封建政治体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误差。到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时，对朝政更加荒疏倦怠，生活也极其奢靡。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由于讨沦“三王并封”之事与政府不合而被割官爵，回到无锡，约了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在东林书院集合讲学：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日后形成了东林党势力。《明史》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此后朝野内外党争严重，相互攻诘，整个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直至明代的灭亡．到明熹宗朝，宦官势力逐渐得势，就在王铎登三甲进士的那一年。目不识丁的宦官魏忠贤窃取朝中权力，勾结党羽，扩充势力．当时的内务六部、四方督抚皆为其朋党，吏治腐败随即从中枢发生，直至糜烂全国各地。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乡绅横暴，整个国家民心变动。明代的最后几年，明帝国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强大势力，东北有满州的军队进攻。明崇祯皇帝在兵临城下时在煤山自缢。李自成进驻北京不久被迫逃离。紧接着是清军人关，社会经济由此造成浩劫，国家政治亦是动荡不堪。这几十年间的时局，实在是变幻巨大，太险恶艰难了。“但是，或许就是这样的国家、社会的崩解，像是春秋战国群起的先秦诸子一般，明末清初这一大解放的时代也促使许多读书人开始沉思各种问题，反而使他们展现出知识分子的气节以及大无畏的求知精神，在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明代中晚期，随着市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第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在哲学思想方面，王守仁(1472～l528)继承宋代陆九渊心学，高标“良知”、“知行合一”．发展和代替了程朱理学。紧随其后的李贽(1527～1602)在此基础之上发扬了离经叛道的怀疑和否定精神，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且提出了“童心”的人性理想。他认为天下至美的文艺作品均出自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这些观点对文艺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汤显祖、袁宏道兄弟、冯梦龙等伟大的作家，创作出一大批贴近现实、抒发性情、张扬人欲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书法发展史上也率先出现了一位敢于离经叛道的大书家徐渭(1521～1593)。他以行草书见长，从米芾入手，而不为前人羁绊。其性灵所至，笔墨纵横散乱，章法无端无绪，云雾纷绕，一派狂放不拘的气魄。公安派诗人袁宏道说：“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宠)、文徵仲(徵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陕客也。” 这应对徐渭最准确恰当的评价。徐渭认为书法及一切艺术是为了“寄兴”，为了表达个人的主体意识，即使幕仿古人，他也强调要有“真我面貌”，“时时露己笔意，始称高手”。他的所为给明末清初艺术家以重大的启示——要冲出传统的牢笼，获取一颗自由的心灵。王铎也必然会受到明代哲学与文艺思想的左右，受到那些果敢进行艺术实践的大师们的影响。
对王铎思想形成有着更直接影响的则是东林党人，主要是在他未入仕途之前和步人仕途之后所结拜的师长，如前所述的乔允升、吕维祺、孙承宗等人。对于东林党尽管历史评价尚存争议，但就整体来看，就其为国为民勇于舍身救义的大无畏精神而言，是足以为后人称颂的。《柳南续笔》卷三“东林气节”一则记道：“明季东林诸贤，批鳞捋须，百折不回，取次拜杖阙，血肉狼籍，而甘之如饴，其气节颇与东汉党锢诸人相似，一时遂成风俗。其时有儿童嬉戏，或据地互相痛扑，至于委顿，曰：‘须自幼炼铜筋铁骨，他时立朝，好做个忠臣也’。闻者莫不笑之。然而流风所被，鼓动振发，儿童犹知兴起，廉顽立懦，其效不可睹乎?” 。回顾王铎早期的政治生涯，不难看出他思想性格与东林精神的相通之处是：他敢于直言劝君、弹劾权贵，面对“庭杖”大祸而从容不迫。这种大胆进取的思想性格又表现在他的书学理念与实践上。甚至在接受文人自由学风和叛逆精神财富的影响后，仍然不脱离传统精神而保持了继承与革新的动态平衡。因此有人称王铎的书法理念是矛盾的复合体，他的美学思想是“魔鬼美学”。同时认为王铎的创作也是根植在对传统的回归与裂变相互交织的温床上。
王铎的书法上追“二王”，尤以王献之为主，此外广泛涉猎魏晋唐宋诸名家，对《阁帖》的研究最为深入。目前发现的《吴养充墓表》写于1619年，王铎时年28岁。作品文雅端庄，钟繇笔意为多，参以王羲之圣教序面貌。但通篇循规蹈矩未出钟王窠臼。应是王铎早年学古的本来面目。同在1625年书写的《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和《为宁萝先生书圣教序句轴》等两件作品是王铎自l3岁临习《圣教序》后，现今能见到的最早作品。前者的临习确实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无论形神笔墨，均足以与古人比肩。更不知高于阁帖多少倍。可以佐证王铎所云：“《圣教》之断者，余年十五，钻精习之。” 不为虚言。后者虽仍有临书求似的意思，但笔势飞动，线条多有联属，墨有渗涨，意态圆润．内含颜法。是由行楷书演化成行书的样式，已有意临味道。他以钟王为宗主，取法魏晋，朝夕沉酣其中，务求神似笔肖，渐次把定门庭，立牢脚根，奠定出他书法艺术发展的基础。此间流传作品虽然稀少．但焚膏继晷，刻意仿学的苦功是不言而明的。王铎的临习与记忆程度近似神奇，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说：“秘阁诸帖，部类繁多，编次参差，蹙衄起伏。趣举一字，矢口立应，复而视之，点画戈波，错见侧出，如灯取影，不失毫发。” 钱氏所言，我们不妨在《临兰亭并律诗帖》中得到印证。此卷临作笔法精熟，字型逼肖，尽得晋人气度。然而王铎书后，对自己并非满意，在卷后跋中论道：“恨腕中鬼不能驱笔，带习气不得畅快。”他所说的习气，是自己的笔法习惯。是对魏晋风度有更深的理解，还是力不从心难以表现，则不得而知。但这至少是王铎要超越自我的一个信号。而且王铎对自己是信心十足的。跋中接着写道“有诮我以恶札作业，来生忏悔，余将含笑而不之顾。”王铎学习古人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真知灼见，有着高于常人的审美追求，以及不入流俗的对传统精神的把握。无论誉之、谤之，他都为之不动。
王铎的师古临帖是独具特色的。他一生都在勤奋地临帖学习，从呀呀起步至老到成熟之年，可谓退笔成豕，积纸成山。本书收入百幅作品就有三十余件临帖之作。二是，他的临帖拟古方法有两种指向，汲取魏晋书家中和典雅的韵致以节制个人创作狂放纵逸的“度”，勿使自己不偏离书法本体，避免陷入“野道”之中，运用自己的笔法与体制来临习古人，使之成为一种创作形式。“他临王羲之最多，但却用了几十种笔法、体制来临，以遗貌取神的‘意临’来逆反古人，摆脱古人” 。三是，王铎高扬“独宗羲献”的旗帜始终不渝。他在58岁那年临《淳化阁帖》与所画山水合卷中声明：“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动曰某学米、某举蔡。又溯而上曰：某虞、某柳、某欧，予此通临五十年，辄强项不肯屈服。古人学书诗文，咸有萭（寻+获），匪深造博文，难言之矣”。他认为“二王”是书法的最高境界，唐宋以降的书法均是发源于此。那么更深的寓意尚不仅仅在此。笔者以为这既是王铎的书法史观又是他自我评价的潜台词。唐宋诸家是“羲献”源头之流，王铎独宗“羲献”，自然要与虞世南、柳公权、米芾等先贤同出师门．这是王铎胆大与气魄的表现，也是他此后研习各家流变、独树个性规模的基准点。
从明天启到明崇祯初年，王铎任职翰林院，从而有机会看到皇家内府的庋藏。除能见到各类刻帖碑拓外，众多的唐宋元明书画家名迹上还留有他的题跋。这既可做为研究王铎书画师承关系的资料，也是他极为精到细致的书法佳作。同时，其中所含内容是他书画方面的记述，反映出他的博览和鉴赏水平。本书收录有《米芾?天马赋跋》、《李成小寒林跋》等，从中可窥一斑。以后，他遍游中原和苏、杭、南京等地，留心书艺，见闻增长，他曾说：“予迹江南北，几遍天下!”游历与博览大开了王铎的眼界，学书的范围随之扩展，取魏晋唐宋大家，逐一临摹研究，比较短长。梁献说：“王铎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建，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王孟津行草大字，劲装古服，魄力雄迈，盖初法南宫，而实得力于诚悬遗意，顾力太猛，稍顾令含蓄”，“盂津王觉斯，书法得清臣、海岳衣钵”，“觉斯年伯书法，全用清臣、海岳、北海诸家，不止入山阴之室也”，“觉斯草书绝伦，实出自怀素” 。粱献列举出唐宋数位大家业诠释王铎的书法由来。其实“除了二王,东晋以外,他一生尤其推崇两人：一、颜真卿；二、米海岳。颜鲁公者，人也，德行也。米海岳者，书也，昔之时者。就书艺本体来说，他真正崇拜的是米芾” 。他认为真正得二王精髓的是米芾。“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学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王铎对米芾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他在米蒂的书法上发现了与自己理解相同的二王风范．找到了直达二王堂奥的度人金针——“不规规摹拟”这句五字箴言。王铎的仿米之作有《赠今础先生扇面八帧》和临米芾的《群玉堂帖》等，其用笔迅捷劲健，结体倚侧，气势恢宏的米芾样式跃然纸上。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翻阅米芾的履历，不难发现王铎与其相通点实在太多了。米芾才识过人，因其狂放，人称“米颠”。米芾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少时学书临仿，常常以假乱真，潜心力学，工夫之深，常人罕有。宣和年间，米芾曾任书画博士，饱览内府珍藏。其胆识过人，恃才傲物，每每诮颜柳，贬旭素。他一面学习古人，一面写古人，晚年自负以极，提出“老厌奴书不玩鹅”，连王羲之也在其摆脱弃置之列。我们不能说王铎找到了自己的楷模，我们只能发现某种特有的规则，以描述某些书家与书法本体的一种关系。王铎与米芾一样不仅对魏晋传统忠实崇拜，而且他们对二王作品的“再造”同样是太惊人了。今传王献之的笔迹《中秋帖》，据鉴定考证是米的临摹。那么，再看王铎的《琼蕊庐帖》，该帖遍临《淳化阁帖》的晋唐名迹，几可达到乱真的境地。王铎自视为二王的“嫡传”，每每自称“吾家羲之”， 常在其所临王书作品上标明“临吾家逸少帖”。他学习唐宋诸家，却保持着批判的姿态，甚至不屑与之相提并论，他在《草书杜诗跋》中申明：
“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于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
王铎是不甘于“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书奴地位的，他要在“不规规摹拟”中寻找一个自我。从明崇祯初年到崇祯十一年，他出人各家，步步回头，时时顾盼”，将诸家之字，点滴归源，庶几不为所诱。这是积累与沉淀的过程，也是胆敢独造前的准备阶段。王铎自我超越的内因基本形成，等待外部因素的出现。
扫描自中国书法家全集——王铎（河北教育出版社/由智超 著），仅供学习参考，如需引用，请与出版社原著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