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简介 | 作品欣赏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关于《兰亭序》的若干问题
作者：王连起
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
今天讲关于兰亭的问题，是出于以下的几个考虑：一、兰亭是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说的：右军书是魏晋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右军书是魏晋新体，这一点，晋唐直至赵孟頫以至于清中期，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晚清至今，则不这么认识了。这里有误解、无知和有目的的曲解，是必须讲的。二、《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三、兰亭问题已经成了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一个文化体系。四、兰亭传本最多，问题也最多。最后，就是有必要谈谈当年的兰亭论辩，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是有高学历、高职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有很多人业已不知道那个论辩的起因与是非曲直、发起者背后的真正意图，而把它当作一场百家争鸣般的学术争论了。
王羲之是中国的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是其书法的代表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和司徒谢安、左司马孙绰、释支遁等朋友及子弟辈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修禊”盛会，临流赋诗。《兰亭序》即是王羲之当时为这次宴集所做的序文。自唐太宗亲自在《晋书》中为王羲之作评传，一千多年以来，可以说在中国地无分南北东西，人不论男女长幼，几乎没有不知道书圣王羲之之名和《兰亭序》其帖的。千百年来，书学兰亭，几乎是很多书法家成名的必经之路。《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独尊地位，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兰亭传世，
首先同“右军人品甚高”有关
中国的书法品评历来书品同人品相关，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千古书圣，固然同他的书法是以往书法的集大成者，是当时书法的改革创新者，其审美意识最符合中国人的欣赏品位有关，但同他的人品、德行亦有着直接的关系。谈到王羲之和兰亭修禊，人们往往就会想到峨冠博带、魏晋风流，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两晋政治并不清明。东晋形势更是严峻，司马氏在南方的这半壁河山并不稳固。北伐连遭败绩，动乱灾异给人民造成了极大悲苦。虽然社会风气使得很多官僚士大夫纵酒享乐和崇尚清谈，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陶醉其间，其中王羲之就是当时难得的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是东晋极其杰出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以特立独行为人称道，“东床”这一典故就出自王右军。针对东晋当时的崇尚虚谈，不理政务的风气，他以夏禹周文王的勤政批评谢安：“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世说·言语篇》)如果读读《晋书·王羲之本传》，更可以知道，右军爱国忧民之心是何等的痛切。他虽然志存复国北伐，“若蒙驱使关陇巴蜀，皆所不辞”，但他看清“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所以，对用北伐以达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都给予直接的批评。在兰亭修禊的前一年(晋穆帝永和八年)，右军致信殷浩，批评他和桓温是“各从其志”，“未有深谋远虑，而废竭根本”，战争给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在给会稽王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的信中，同样表达了这种忧虑：“功未可期，而遗黎歼尽，万不余一。”他“不乐在京师”，是因为看到朝廷腐败且积重难返，不肯同流合污。在会稽内史任上，他同样极为关心民间疾苦，“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他的辞官誓墓，说明其视功名富贵如腐鼠。同时，右军又是一位情感丰富而又真挚的人。除忧国忧民之外，对亲人朋友的生老病死无不关心痛切。修禊前后，北伐受到挫折，人民负担非常沉重，东土出现灾荒，人民在饥饿苛政中苦不堪言。好友庾翼、许询，其师卫夫人，亲人姨母、孙女新月等先后逝世夭亡。右军内心是不平静的。看看《全晋文》、《淳化阁帖》《大观帖》及《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言及哀痛悲苦的不下数十处。这些施于家人朋友间的书札简帖，最见右军情感性格。否定兰亭的人以《晋书》说他“以骨鲠称”，便认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悲夫”“痛哉”的悲观。我想，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像嵇康和鲁迅那样“倔强自负”的人了，但谁能说这二人就不悲观了呢!同样王羲之“以骨鲠称”也好，“倔强自负”也好，丝毫也不妨碍其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大丈夫伟人。右军“以骨鲠称”，下面的事例或可作为注脚，《世说新语》卷上“言语”记：“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过契、稷，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右军与许询(玄度)交谊甚笃，这可以从其传世帖中看出，但右军不无视其缺点，甚至在许询卒后，还批评他，受到孔岩告诫致使“右军甚愧”(《世说新语》卷中“规箴”)，这确实体现了右军的“骨鲠”，也表明右军在是非廉耻方面的执著。在这方面那些言行皆无所持的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兰亭修禊，于王右军不过是一时的“放浪形骸之外”，寄情山水只是“暂得于己”。他的《兰亭序》之所以有后一段的悲观感慨，正是因为王羲之不是那种及时行乐、乐而忘忧、全无心肝的人，更不是那种无操守，只知奉迎而随人作计以求苟且的人。兰亭修禊之后隔一年，右军不愿屈居扬州太守王述之下，便在父母墓前发毒誓辞官了。蝇营狗苟、仰人鼻息辈，是不可能了解右军内心情感的痛苦的。这一点在认识兰亭全文上尤其重要。
王羲之除了其艺术水平极高的书法外，他的人品才能和政治见解，特别是他的忧国忧民的高人情怀，也是非常值得后人尊重的，这也是使他的书名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羲之书是魏晋新体，
《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新体
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跋王羲之《兰亭序》云：“魏晋书至右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兰亭序帖》千百年来之所以受人们重视的根本原因。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之法，其与汉文字的变化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书法艺术主要的构成因素是笔法和结体，所以中国书法作为艺术并获得独立发展，是在古文字篆书结束、新文字隶书出现的汉魏之际。但隶书依然束缚点画笔法的变化，特别是字体结构的变化。文字使用趋向简便的自然要求和书法作为艺术需要文字更适于结体造势，都促使隶书向楷书演变;章草、古草向今草演变。这方面的代表书家是由汉入魏的钟繇(151-230)，其书文献记载有“三体”，即“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是根据用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书体。铭石要庄重，用当时通行的正规书体隶书;章程须明白，用渐渐脱去隶书笔画结构的特定程式化，而更自然平正的楷书;行押因随意流便，用行草。从传世的钟书《宣示表》、《贺捷表》、《力命表》等来看，钟繇楷书就还有很浓的隶书形态笔意，可以说是隶向楷过渡的开始。同样，章草因使用和体势适应笔法变化的要求，也渐渐与草书初兴的解散隶势而“粗书之”的古草融合，开始向今草过渡。这种过渡，特别是由隶向楷的过渡，在中原地区及北方，至西晋因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造成的社会大动乱而停滞，因为经济文化遭受到空前的破坏。
有一个问题必须交待一下，自汉末以来，朝廷禁止私人立碑，这是墓志产生的直接原因。西晋败亡，北方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没有碑禁，碑禁废弛后的反弹造成了北方立碑成风。在一次书法史论研讨会上，我形容这种情况，说当时阿狗阿猫都可以立碑。史树青先生插话：“我给连起先生补充一句，阿猪也立碑。”因为他新见到一件十几岁女孩名阿猪的魏碑。这些碑，基本上是隶楷过渡的书体而且良莠相杂，其中一些碑不但文句简陋，字多错讹，有的甚至是直接奏刀。而永嘉南渡后，南方的东晋，经济没有受到破坏，文化迅速发展，隶书向楷书演变很快，过渡很快得以完成。但由于东晋碑禁依然，所以南碑不仅少，而且更鲜有名家之书;而转入地下的墓志，亦在违禁之列。这样，地下的墓志、边远落后地方的碑刻，不能代表东晋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到了清代后期，由于本来传世就不多的前人法书真迹，绝大部分归入皇家内府，一些学书者看不到前代真迹，而辗转翻刻的刻本法帖也笔意走失殆尽，又因考据学的兴起，一些人便倡学北碑，实际是北朝时的魏碑，因为这些碑，无论书法水平高下，因无人垂拓，字口都是清晰的。便重新挑起了南北书派的争论。至广东顺德李文田出，竟以南朝边境的《爨龙颜碑》、《爨宝子碑》这种几同于北碑的隶不隶、楷不楷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书法，他以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梁武帝对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的评价，从而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书。
上世纪60年代中，郭沫若按康生的意思，以南京出土的王兴之等墓志为据，重拾李文田旧说，掀起了兰亭真伪的所谓论辩。这种无视南方碑禁依然，右军无碑书流传，而却要以无名氏的、保守的、艺术水准不高甚至是低下的“铭石”书，来等同王羲之的《兰亭序》行书，一时给书法史带来了极大的混乱。王羲之书法如果等同“二爨”及王兴之墓志，他就不会被尊为千古书圣。王羲之之所以被尊为千古书圣，不仅因为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在当时是最高的，更主要的是他的不沿旧习、勇于改革和有所创新。在东晋的书体改革上，王羲之当时是被人寄予厚望的。南朝宋齐间的王僧虔《论书》，记他的曾祖领军王洽与右军书云：“俱变古形，不尔，犹法钟、张。”王献之也对其父羲之说过：“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变古形”和“改体”都是说弃旧创新，都证明王羲之(当然还有别人，羲之是代表人物)是书体的改革者。王羲之较早年的《姨母帖》还有很浓的隶书笔意，但即便是右军带隶意的书法，也与“二爨”及王兴之墓志在艺术上有天壤之别，与草圣张芝、杜度等当雁行。其与庾亮书，庾翼称为“神明焕发，顿还旧观”即是证明。后来则完全是新体，所以王书本身是自分古今的。从这个角度，赵孟頫称《兰亭序》为右军新体，是真正了解魏晋书风变化发展的脉络的。所以他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相比齐梁间人，还多一种俊气。
有一个历史故事可以让人看清书风新旧的对比和优劣：公元554年，西魏攻梁破江陵，俘获文士王褒。王褒的书法在南朝被梁武帝评为凄断风流，势不称貌，意深工浅，尤为当妙。但王褒入关，长安贵族翕然并学褒书。当时长安最有名的书家赵文渊(唐修八史被改成赵文深)“遂被遐弃，文渊惭恨形于色，后知好尚难返”被迫“亦攻习褒书”。这并不是说王褒书法有多高水平，而是说变革的、流便的新体，同保守的、拙笨的书体，区别是很明显的。
《兰亭序》本身的特殊性，
《兰亭序帖》在传世王羲之书中的特殊地位
《兰亭序》在存世王帖中字数最多(一些刻本小楷不计在内)，保存原貌最好，不仅书法艺术至佳，而且《兰亭序》文章本身，就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这是其他王帖所不具备的。人们临帖学书，要想掌握尽量多的字的结构体势笔法，但大多数王帖都是书札，字数较少，而字多重复，以《淳化阁帖》为例，刻王帖三卷约有160余种，其中的“羲之顿首再拜”等字几乎每帖俱备。特别是个别帖因流传过程中的损伤字，在一再摹拓中被截去，以致不能句读，当然更谈不到文章的艺术性，无由感慨起兴。而《兰亭序》不管是什么本子，几乎都是一个定式，三百二十四字二十八行，凡改涂之痕，即便是翻之又翻本，也会依样画葫芦，力求保持原样。宋高宗说：“此帖字数比他书最多，若千丈文锦，卷舒展玩无不满人意，常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牍，数行数十字，如寸锦片玉，玩之易尽也”(赵构《翰墨志》)。所以唐宋以来的书法家，其于兰亭帖的关注、临仿学习，是其他任何王帖不能比拟的。
兰亭已经是一个文化体系，
或称文化现象
《兰亭序帖》出处本身的多种性、故事性，甚至戏曲性可以说曲折生动，复杂而有神秘色彩。最早的记载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与刘餗的《隋唐嘉话》所记就不同;至宋人更是众说纷纭。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就记载了《唐野史》、《南部新书》、《尚书故实》与刘餗《隋唐嘉话》的出处异同，批驳了他们的玄怪谬论。介绍了欧阳修、李之仪、章元发、何子楚等关于定武石刻的发现流传跋语。《兰亭序》流传过程中，还有临本、摹本、刻本等等门类区别，可谓化身千万。兰亭帖书法艺术的变化多端，如前人所指出的二十余“之”字各不相同等等，这些，就给学习临仿者展示了丰富的艺术内涵，给收藏鉴赏家提供了众多的不相同的样本，给考据家以发挥学识眼力判断以致想象的广阔空间，从而推进了书法创作的发展、变化，催生了无穷的考证研究课题。《兰亭序帖》名称之多，就是任何帖都无法比拟的。宋桑世昌《兰亭考》卷一记云：“晋人谓之临河序，唐人称兰亭诗序，或言兰亭记，欧公云修禊序，蔡君谟云曲水序，东坡云兰亭文，山谷云禊饮序。通古今雅俗所称，俱云兰亭。至高宗皇帝所御宸翰，题曰禊帖。”在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记述中，兰亭是被称为“兰亭集序”的，见此书企慕第十六：“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而其后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此段话时，无端改称《兰亭集序》为《临河序》。所以，桑氏也许应当说“晋人谓之兰亭集序，亦称临河序”。后来否定《兰亭序》的人，却说当时只有《临河序》，《兰亭(集)序》至唐代才有，是依托《临河序》增改的，何其荒唐!
《褚摹兰亭序》卷，唐，褚遂良摹，纸本，行书，纵24cm，横88.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虞摹兰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纸本，行书，纵24.8cm，横57.7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 褚遂良《临兰亭序》（领字从山本）卷，黄绢本，行书，纵24.3cm，横70.2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兰千山馆寄存）
元 陆继善褚遂良摹《兰亭序》卷（明陈鉴本），纸本，行书，纵25.5cm，横79.3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故宫博物院藏 元陆继善摹本明陈鉴本后米芾《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
兰亭序文章本身的一些问题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题跋·书摹本兰亭后：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于今所欣改作向之，岂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于斯改作斯文。凡涂两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已为陈迹，误作以，亦犹今之视昔，误作由。旧说此文字有重者，皆构别体，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颇有同者。又尝见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旷自得，不及此本远矣。子由自河朔持归，宝月大师惟简请其本，令左绵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现就东坡的这段题跋作一些补充说明。“良可悲也”，“良可”涂去，“也”字改作“夫”。“有感于斯作”，“作”字改为“文”字。二十一行“一”字改作“每”。这些是东坡没有言及的，因为他看的是刻本，摹本中也只有最忠实于原帖的神龙本(即冯承素本)才能看出来。“已为陈迹”误作“以”，在十八行。即“以为陈迹”的“以”，当为“已”。“亦就今之视昔”，误作“由”。在二十五行，即“亦由今之视昔”的“由”，当为“犹”。这类的误书还有十八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犹”字当为“尤”。二十七行“后之揽者”的“揽”字当为“览”。除“揽”字是避家讳曾祖之名外，其他可以说是右军醉后随便写了错字。而第四行“崇山峻领”的“领”字，当为有山字头的嶺，但标准的兰亭领字无山。到宋代出现了领字上有山字头者，称为“领字从山本兰亭”，评论见前。
兰亭序在骈文、赋文兴盛的当时，是一篇很秀美的散文。它没有被收入萧统的《昭明文选》，有人就感到奇怪。实际上文选么，就有可能选或不选。《文选》的编选人自己的《文选序》就所选之文已经定了选文的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右军醉后放笔直书，当然不够“沉思”。临时为修禊雅集拟一篇序文草稿，也不用排比夸张，所以也没有刻意显示翰藻。《兰亭序》不见于《文选》是很正常的。鲁迅有段话，大意是说，选集是选家的眼光，而不是作者的特色。但就有为之寻找原因者。如说“丝竹管弦”是字句重复，反驳的人就说班氏《汉书》就有这句话;又说“天朗气清”是“春似秋令”，辩护的人说，“春多气昏，是日天气清朗，故可书”，杜诗还有“六月风日冷”的句子呢。至于东坡所说的十五行“曾不知老之将至”，误作“僧”，则是东坡先生自己搞错了。否则，兰亭序就不是三百二十四字而是三百二十五字了。今传世兰亭唐摹善本冯承素本及所谓虞、褚摹本，都没有“曾”或“僧”字。定武兰亭善拓本有“僧”字，晚拓者单人偏旁残而模糊，似只剩一个“曾”字。于是人们就把它当作文中的漏字旁添字，念作“曾不知老之将至”了。其实，有的刻本上，不仅有僧字，其上方还有一“察”字，如薛绍彭本。薛氏刻的是唐硬黄本，就是说也是唐摹善本。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僧”字的表示原底本曾有南朝梁时人徐僧权的“押署”，或称押字。有“察”字的说明原底上有隋代姚察的押字。这些字，有的摹搨者不摹，如今传世的冯承素本、陈鉴本和所谓的虞、褚摹本等。有的就摹了，刻石传拓，时间久了，僧字少了单立人，竟连大文豪东坡先生也上当。还有一种可能，这些字是后加的，目的是为了表示曾经名鉴赏家寓目。由此也可见兰亭问题的复杂。
关于兰亭传本的问题
《兰亭序帖》被唐太宗殉葬昭陵，后世所传兰亭，都是复制品。从这一点上，确实可以说，现存的兰亭都是假的!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了。但从唐代以来的这些各种复制兰亭，依然有其书法艺术的、历史文物的价值。关于《兰亭序》原帖文与书法的问题，后面还将专门讨论。
传世《兰亭序》可分为两大类：墨本和刻本。墨本指摹本和临写本。在古代没有影印技术的情况下，复制的方法唐代是响搨，即双勾填墨，也就是摹本。这种方法优点是比较接近原帖，但艺术技术要求严格，特别是费时费工，一次只能复制一件。唐太宗喜爱《兰亭序》，曾命供奉搨书人冯承素、赵模、诸葛贞、韩道政，还有汤普彻等摹搨若干本分赐太子、王公大臣。另外一种复制的方法是临写，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刘秦妹等都有临本。宋人的记载又增加了智永、陆柬之等临本。唐以后人的临摹本因不被认为是源头出处，所以多不作绍介。摹临本中，宋以后多归为褚遂良名下，也有少数归为冯承素摹或虞世南摹。
传世兰亭中，大量的是刻本。法帖刻石(木)捶拓，到北宋才兴盛起来。虽然有些拓刻说是刻于唐或更早，但都没有确实的证据。刻本中也是名目繁多，其中以定武本最为著名。本来定武本只是北宋时流行的刻本之一，最早见于欧阳修记载，并不特别重视。由于黄庭坚等人的赞扬，日益为人所重。李之仪怀疑可能是欧阳询的临本，后渐渐为人坐实。其他还有所谓唐勒石本、唐刻版本以及唐人摹临本的上石本，如褚遂良本、冯承素本等等，基本上也是归为褚摹、褚临者为多。也就是说除定武系统皆谓之欧外，其他几乎都同褚挂靠。兰亭序刻本至宋代越来越多，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指出，自渡南后士大夫家刻一本。据桑世昌《兰亭考》、俞松《兰亭续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书记载，宋人藏兰亭有百种或以上者曰：薛绍彭二百种、康惟章百种、王厚之百种、沈揆百种、贾似道八百种。传本名目记录最详者为宋理宗内府，一百十七种。但这些兰亭可以说是百不存一，偶然有流传至今者，也已经被拆换、挪移、拼配，甚至毁坏到面目全非。而所谓的游相兰亭，不见宋人著录，却自明末以来陆续发现。至于元人对于兰亭的喜爱，可从赵孟頫临跋兰亭序中知其概略。袁清容亦有记载。而且复制仍在继续，陆继善曾勾填唐摹本五份，现在还能看到三件。大德年间，钱国衡曾刻兰亭十种。危素记元陈珠海藏有刻本六十三种。元内府也曾重刻过定武兰亭。至明清，单刻或汇帖中所刻兰亭亦不在少数，如明周宪王《东书堂帖》、文徵明《停云馆帖》、邢侗《来禽馆帖》、吴廷《余清斋帖》、董其昌《戏鸿堂帖》、章藻《墨池堂帖》、王肯堂《郁冈斋帖》、陈元瑞《玉烟堂帖》、陈甫伸《渤海藏真帖》;清冯铨《快雪堂帖》、梁清标《秋碧堂帖》、孙承泽《知止阁帖》、刘光旸《翰香馆帖》、清内府《懋勤殿帖》、《三希堂帖》、曾桓德《滋蕙堂帖》、蒋洲《敬一堂帖》、成清王《诒晋斋帖》等，潘士成海山仙馆前后刻兰亭十六种。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裴景福《壮陶阁续帖》都刻过兰亭。而清人所藏也有不少，如桂馥百种、曾培祺一百二十种、吴荣光一百三十种、徐树均八十二种、孔广陶一百七十二种、吴云二百种等等。还有些私人收藏，这里不一一罗列。
综上所述，可知兰亭序帖传本体系庞杂，问题繁多：除数量、种类多以外，字的结体差异、笔画肥瘦，拓本笔画的残损缺失，甚至具体到界线的粗细长短、刻本之石的裂纹石花泐痕等都会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课题。有人形象地把兰亭传本及相关问题比作“一团乱麻”，不能理清。实际上，只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掌握尽可能多的实物和文献资料，认真当然更要费心、费大力气地加以研究、分析、辨别，兰亭的大部分问题是可以明了的。下面对存世兰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传本，作一大致梳理，并作简略评判。凡前人、今贤论之详者， 本文从简。
赵孟頫《兰亭序十三跋》残本(选页)
存世兰亭重要传本
一、摹(临)本
1. 冯承素本(神龙本、唐摹本) 2. 虞世南本(天历本、张金界奴本) 3. 褚遂良本 4. 黄绢领字从山本 5. 陆继善摹本 6. 陈鑑本 7.赵孟頫临本 8.俞和临本
附：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
二、刻本
(一)定武兰亭系统(五字不损本和五字损本)
1.吴炳本 2.落水兰亭(包括清内府翻刻本与壮陶阁本) 3.独孤本和兰亭十三跋 4.定武兰亭真本 5.南宋御府本 6.春草堂本 7.明以后出现的定武系统本 ①王晓本②东阳本③国学本④上党本 8.玉枕兰亭
(二)其他兰亭拓本
1.薛刻兰亭 2.开皇兰亭 3.南宋领字从山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 4.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 5. 颍上兰亭 6.张澂本 7.郁冈斋本 8.快雪堂本 9.渤海藏真本
下面对这些重要兰亭传本做简要的评述：
一、摹(临)本
1.冯承素摹本
因帖首有“神龙”小玺半印，此本原称神龙本。元代郭天锡跋，言及此“定是冯承素等摹自真迹”。到明项元汴，才坐实为冯承素摹本。项氏跋连冯氏是唐代哪一代皇帝时的供奉搨书人都弄错了，后人仍以冯摹称之。帖上郭右之跋前面的宋人跋、后面的一些元人观款，是从元代吴炳本上移来的。这是徐邦达先生考证出来的。但此帖勾摹极为精细，很多特点都符合米芾书史所记他当时收藏的最佳唐摹本。即此本点画特点，与米芾所论苏太简家第二本基本相同。如“长”字捺笔勾回笔锋，“蹔”字下足，“转笔贼毫随之，于斫笔处贼毫直出其中”，“岁”字山中笔开叉，“暮”字日下横同大长横重叠，“激”字中间上白下方，静、同、然、不等字皆有贼毫。其中崇字的写法，是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当是从原帖摹出，《集王圣教序》“佛道崇虚”的崇字就是这样写的，可知圣教序此字是从兰亭序集出之字。刻本包括定武本是看不出来的。“每感昔人兴感之由”的“每”字，中间一横墨色与其他字相同，其他笔画较浅。当是原只写“一”，而又加笔改作“每”的。这种种特征都可证明，此本之摹是忠于原作的，而原作本是右军乘兴而书的一个草稿。所以被认为是存世最佳的兰亭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多种影印本【但《中国美术全集》(共六十卷】所用图片居然也有问题)。丰道生曾经将此本摹刻上石，但妄加了褚遂良、贞观以及政和、宣和、绍兴等印。后来居然就有人将刻本当作了祖本，进而否定神龙本。试问：晋唐宋法书名画，哪有能将这么多玺印集于一身的作品?何况宋徽宗、高宗玺印存世不少，所钤部位更有特定的格式，绝无此刻上的不伦不类。特别是这个冯摹本后面许将等宋人跋，是从吴炳本上移来的。今天，天一阁虽仅存此刻一石，但帖后还有许将之跋。这正是此刻摹自这个墨迹本的铁证。
2.虞世南摹本
这是一个古摹本，其“似真”的程度远逊于神龙本，一些兰亭帖书法和改写的痕迹都已看不出来了。种种问题见徐邦达先生的详考，这里只简单评述一下此本定名的由来。此本曾藏于董其昌手，董氏刻之于他的《戏鸿堂帖》卷三，归入王羲之帖中。董氏《容台别集》卷二称之为唐相褚遂良临禊帖。直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谈到此帖，也还称“褚临禊帖”。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董氏六十四岁时，才改口称为“似虞永兴所临”，并将其送给了茅元仪(止生)。茅的小妾杨宛跋，称是虞世南临定武禊帖;陈继儒跋，称此帖为虞永兴摹。后人沿袭，便定为虞摹了。后有元“臣张金界奴上进”小字，又称张金界奴本。上有元文宗天历之宝玺印，又称天历本。
3.褚摹兰亭
此本是临而非勾摹，书法风格很近于宋代的米芾，后有米芾诗题真迹，因此有人认为这就是米临本。本来很多古摹本被说成是褚摹褚临，都同米芾的评论记载有关。此本后有苏耆、范仲淹、王尧臣、米芾、刘泾五家观款题记，这原本是题在米芾所得苏耆家藏兰亭三本中的第二本上的。米芾题赞指出，苏氏定为褚模，他自己则认为“观意易改误数字，真是褚笔”，也就是说整个兰亭并非褚笔。而且褚笔是指有褚的笔意，同褚摹是有区别的。这一点后人忽略了，皆以褚(摹临)本视之，只有岳倦翁看懂其意，其《宝真斋法书赞》中便指明：苏氏定为褚，米改正之(后面还将论及)。上述五人题记，还见于各种要冒充苏氏家第二本的兰亭刻本上，尤以领字从山本系统为最，包括此本上的墨迹，当然是伪品。此本有这五题，更直接与米芾的题诗矛盾。后人如盲人摸象般寻找褚摹褚临，但米芾帖后题诗云：“彦远记摹不记褚，要录斑斑记名氏。后生有得苦求奇，寻购褚模惊一世。寄言好事但赏佳，俗说纷纷那有是。”张彦远《法书要录》只记了模(兰亭的供奉搨书人)而没有记褚遂良(模或临)。他自己炒起来的这里却不相信。米老骗人还留有余地，可惜后人非信不可。
4.黄绢领字从山本
黄绢本有两种，一为王世贞旧藏，文嘉跋，后有米芾题其所得王文惠公本跋，以证此为褚临。文嘉的跋，碍于王世贞面子而给予夸赞，但他说此本在摹本神龙本之上(见陈鑑本条)，则伤害到他自己的鉴定能力了。其领字从山，次字三点，聼字耳旁，皆是从所谓张澂本临出者，字形丑陋，不可能是米芾旧藏本。领字从山本的来历，明清鉴赏家，因没有见到过南宋御府刻游相本，而又要向古善本挂靠，所以在明清汇帖中，名目各异，五花八门。此本今归台北林氏兰千山馆。此本在论领字从山本时还要讨论。
黄绢第二本，绢质细而稀薄，色已昏暗，墨少神采而不分浓淡，兰亭大的规模尚存，而细微特征已失。可能是摹而又摹的本子。明人只许初一跋，其他全为清人。曾归梁章钜手，今藏湖南省博物馆。
5.陆继善摹本
陆继善摹本，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卷一，石渠称“宋笺本”，刻于《三希堂法帖》第二十六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帖后陆氏自跋云：
先兄子顺，得唐人摹兰亭序三卷。其一乃东昌高公物，余窃慕焉。异日见兄用河北鼠毫制笔甚精，因念尝侍先师筠庵姚先生、文敏赵公，闻双勾填廓之法，遂从兄假而效之，前后凡五纸。兄见而喜，辄怀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之于兄故隶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复生，唐摹不复见，余年已中，亦不复可为。抚卷增叹。是年十月又五日。甫里陆继善识。
从这段跋文中可知，陆子顺曾得唐摹兰亭三卷，陆继善所摹者是“东昌高公物”。陆继善用双勾廓填之法，先后摹了五纸(五份)，都被其兄拿去。其兄死后藏品散逸，(后)至元四年(1338)夏天，得此本于其兄过去的奴仆家中。
周密《云烟过眼录》有“高仲器铸所藏”条，记有：“唐摹兰亭，极瘦而自然。高子寄跋云：此乃冯承素等所临。”这同郭天锡跋神龙本中所说：“定是冯承素等摹自真迹”，意思完全一样。可惜人们却没有以冯摹本视之。以帖中的“岁”字山中画开细杈，“暮”字曰下横同中间长横合拼，“蘭”字門左右连笔，“禊”字末笔开杈，“毕”字稍残，“长”字捺笔回锋，“崇”字山先写三竖而横笔偏右，“激”字中间为上白下方，静、同、不、死等字皆有杈笔，“蹔”字内斤字足字转笔，“足”字皆可见贼毫，可证陆摹原本即高氏本，同神龙本(即冯摹本)是来自同一个祖本。但此本第一行最后一字“會”字缺最后两小横。这是陆摹本区别于其他善本的一个主要特点。这是除被改头换面的其他两本陆继善摹本外，其他任何一种摹本兰亭所不具备的。此本为了表示近真，在笔画的锋芒棱角、牵丝连笔处，尤其用心，甚至有的到了夸张的地步。虽不能说是妄生圭角，却也是锋芒过露。陆继善的摹本，较之冯承素本，正有此病。但无论如何，陆继善摹本还是冯承素本之外保留兰亭原帖特征最多的。
6.陈鑑本
陈鑑藏本，油素纸勾摹，有清内府乾隆玺印而不入石渠著录，或因赏出成亲王。其笔画特点、章法结构完全同于陆继善本。特别明显的是，第一行“會”字缺最后两横。可知其为陆继善摹本之一。后有米芾小行楷书长跋真迹。与其《书史》所记，仅略异数字。可知此跋原是题苏太简家藏的第二本者。裱在元人陆继善摹本之后，当然是拼配上去的。米跋之后，还有宋纸上题“政和六年夏汝南装”一行。接纸为明李时勉、高榖、苗衷、吴余庆、王英、胡濙、徐有贞、陈鑑跋;又清人曹师稷等跋。陈鑑跋，借米跋内容并引米氏《书史》，定此本为“苏氏第二本”。刻本见成亲王《诒晋斋帖》卷一。
文嘉在跋冯承素本时曾谈到陈鑑本：“唐摹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氏，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勾摹，遂搨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龙本也……”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兰亭墨迹汇编》曾经影印。其说明中受文嘉的评判影响，定此为陈鑑本人的摹本，其他专家又受安岐《墨缘汇观》影响，索性称此本为伪帖，所以在今天故宫的文物登记上，是以米芾的题跋定名的，曰“米芾题兰亭序卷”。这样，此帖的问世时间，就晚了一百五十年。按帖上绍兴印确实是伪印，作伪者为做呼应，在米跋真迹上，亦钤上了这方伪印。
在今天，很多鉴定家相信文嘉之论，一是不知此本的来历。第二则是今天的鉴赏家确实有鉴定的敏感和知识，鉴，看出此本纸墨气息较新，帖上陈鑑以前的古印皆伪;考，熟知书画著录、文献资料，从文嘉跋、王世贞议论到《墨缘汇观》安仪周评语。第三，则是陆继善摹本人们了解的较少。虽然“二次美展”图录曾经影印，但只有两页，况且年代已颇久远。虽然《三希堂法帖》曾经上石。但一般书画鉴定家比较轻视刻本，虽论及而终未能捅破这层窗纸。只有启功先生，法眼燃犀，不为改头换面所迷惑，指出它也是陆继善的摹本。并说：“安得起覃溪老人于九原，一订其《苏米斋兰亭考》一洗陈缉熙之不虞之誉也。”(《启功论书绝句》七七)
此本因为有米芾题苏太简第二本跋文真迹，前论褚摹兰亭指出大多数人读之不求甚解，便定苏氏第二本为褚摹本了。只有岳珂明白米芾跋文所指，即苏氏定褚跋，米芾纠正之(见《宝真斋法书赞》卷七冯承素摹兰亭序帖“……考之宝晋《书史》载苏耆家有兰亭三本，内次本……世之模本未尝有也。耆题以为褚遂良，芾辨其非，定为承素辈，且制赞以表之”)。后人则还是要将这苏氏第二本称为褚摹。陈鑑本晚于米跋，但裱在一起，仍被一些人视为褚本。陈鑑本今鉴明为陆继善摹自其兄“得唐人摹兰亭序三卷”之一的“东昌高公物”，而据周密的记载，当时的藏者跋，定为“此乃冯承素等所临”。同苏氏本无关，同褚摹本更是无关。这里言及，是提醒还要称此本为褚摹的人，不要现身说法做米芾批评的“寻购褚摹”的“后生”了。
陆继善本(有陆跋者)，非常受人珍视。而此本同样也是陆继善摹本，只是因为被人加了米跋而改头换面，被古今的鉴定家误定为陈鑑所为而不受重视。今天，应还它的本来面目了。(本人有《元陆继善摹兰亭序考》见《文物》2006年第五期，可以参考。)
7.赵孟頫临兰亭序
传本唐代兰亭，虽有称欧虞褚陆等所摹临者，但几乎都不能确指实认。宋人临兰亭传有帝王书者。从文献到刻本只有宋高宗一人(刻本亦仅存翻本)元代以后渐有名家的兰亭临本真迹，其中以元代赵孟頫最为著名，他对中国书法反思和总结后得出的结论为兰亭是魏晋书法的“新体之祖”。对兰亭用心最著，用功最勤。当然得益也最多。所以被人评为“超宋迈唐，直接右军”。其兰亭十三跋，名气之大传播之广，包括伪作之多，便是明证。其传流于世的兰亭临本真迹，至今还能见到五六件，这些兰亭临本中，除丁氏念圣楼藏本外，都是临的定武本。其中十三跋中的临本，已经烧残。关于赵临兰亭问题我在《赵孟頫临跋兰亭考》一文中曾作过详细讨论，这里只介绍一件绢本。
此件赵临兰亭，因同王蒙跋《赵孟頫兰亭十六跋》装为一卷所以在六十年代出版的《兰亭墨迹汇编》中便当作了兰亭十六跋中的兰亭临本。谈十六跋，必先交待兰亭十三跋。至大三年秋，赵孟頫应诏赴大都，在运河舟中前后十三跋独孤和尚送给他的定武兰亭并在十月十三日“待放闸书”跋后临兰亭一过，下注“同日临此”。同舟有吴森吴静心，亦带有一本兰亭，为宋画士王晓藏本，应吴氏请，赵孟頫为之十三跋照抄并临兰亭一过，针对其本复作二跋，后吴静心卒后吴氏子找到赵孟頫再作一跋，这就是所谓的兰亭十六跋。这一卷包括一件遂初堂本兰亭拓本(卷上也确有尤延之跋)。但王顺伯跋则是伪书。又兰亭图后还有张翥一跋，同书画著录之十六跋完全不同，各家跋互不相干。显然是后来拼凑而成的。赵临兰亭是绢本，而王蒙跋为纸本，赵临兰亭高27.4厘米，王蒙跋高只有24.8厘米，赵临兰亭前后都有余绢而不像十三跋临本后有“同日临此”之语。可见亦非十六跋之兰亭临本。
赵临此本笔精墨妙，笔画轻清，临兰亭于生绢之上，锋毫转侧，丝丝入扣，一尘不隔，其点画使转，历历可见。
赵孟頫临兰亭，既能放大，又可缩小，小字兰亭还可以说是临的玉枕本，大字兰亭，则为其独创，方回有诗记其所书大字兰亭，明初宋克曾亲眼见过。所以赵临兰亭虽为临书，而见自运。让人既能从中了解学习兰亭的门径，又见赵氏入古出新的艺术再创作。
8.俞和临定武兰亭
元明清临兰亭除赵孟頫外，再介绍一件元俞和的临本。
俞和不仅其书师法赵孟頫，其书学主张亦同赵孟頫基本相同。即崇尚王书，力追晋人。俞和这件兰亭，亦是临的定武本。笔力劲健畅朗，点画刻意精心，他自己也很得意，帖前特书“特健药”三字，按特健药，典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标题云特健药，云是虏语，其书合作者”。论书讲五合五乖，古人称写的好的书为“合作”。卷后陈继儒跋曰：“紫芝笔势洞精，谨严遒劲，似与褚登善共参定武，不愿与欧波比肩也”。这位“飞去飞来宰相家”的陈眉公，惯会贬低赵孟頫却经常因之自曝其陋，俞和书学赵孟頫，人所共知，陈氏却说俞和要与褚遂良一起学定武兰亭而不愿与赵欧波平起平坐!“定武”之名始于宋太宗之时，褚遂良褚遂良怎么能“参”得上呢?真是信口开河到无知而说胡话了!
此帖亦藏于故宫博物院。
附：赵孟頫临褚遂良摹禊帖
此本《珊瑚网》、《大观录》及近人《萱晖堂书画录》等书皆有著录。汪珂玉《珊瑚网》卷八“赵承旨临禊帖”后录师道(张伯淳)、赵孟籲、仇远三跋，其文确实同此本后三人跋同，但既未言及临的褚摹，也无本款，而后文璧言及帖后题跋则是韩性、宇文公谅、张雨、祖铭四人，而且是跋的赵书千文。吴升《大观录》卷八“临禊帖”后亦有上述三家跋，但吴氏明白记“惜子昂题款失去，当觅补”，可知亦为无款之书。同《萱晖堂书画录》著录是否一本，大有疑问。我看到的最早印本，是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举办的兰亭大展所印的《兰亭大观》，后《中国书法》赵孟頫卷亦收入。但最清晰的影印是《宋元明清书法丛刊》。据《萱晖堂书画录》所记，此本是“白麻纸本”，同前论两本比较，此本兰亭有“界乌丝栏”。帖文下钤天水郡图书印，虽残破不清，亦可望而知其伪。而后面小楷款书一行“至元辛卯秋日临褚河南禊帖正本，孟頫”。至元辛卯(二十八年，1291)赵孟頫三十八岁，属赵氏壮年，其时之书则为早年。而这款书，是学晚年赵书。款书“孟”字“子”下左右各一点，不能说没来历。赵孟頫跋钱选《八花图》即是这种写法。但风格不同，水平更不一样，是明显的伪书。特别是较兰亭字的大小很不一致，放在一起，显得局促而比例失调。款书下因纸太狭窄，已经无法钤印，可证款书小字是明显后添上去的。吴升所说无款兰亭要寻觅题款者，当非此明显伪物。而帖后张伯淳、赵孟籲、仇远跋，相互距离很大，更衬托其款书为后添，题跋是拼配。此本同前述两本，结体用笔、点画牵连、气格形态完全一致。第一行會字亦缺末二笔，聽字耳旁轻重过分，同、然、不、死等字杈笔也完全同于陆摹原本和陈鑑本，而笔画似更稚嫩虚弱。枯笔、杈笔字及破损处的描摹留白，也比前两本要少得多。更像一个半临半摹本。但其规规于形似的特征则完全一致。
此本与陆氏原装本和陈鑑本相比，水平较差，我怀疑这或是陆继善所摹五纸中的第一纸或第二纸，也就是说，是陆氏最初的不太成熟的摹本，或是被动过手脚、或竟是陆继善摹本的再摹。但第一行“會”字缺最后的两小横笔是陆氏摹本系统的铁证。其他字的异同比较，都不抵此字特征所起的决定作用。认识到这一点，那个后来加上去的伪赵孟頫款所谓的临褚河南禊帖正本云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当初陆继善所摹之本是“东昌高公物”，周密将其归为冯承素系统，再言什么褚摹，便是被伪赵款迷昏了头脑，因为后配的真跋和伪款，都是不能正确说明问题的。何况张、赵、仇三跋，亦无一字言及什么褚摹呢!■
另有诸多不同名目的兰亭，其底本便是游相兰亭中的甲之二御府本。在没有看到这件游相兰亭领字从山本前，由于利益的驱使、好古的想像，这些再翻本、再摹本几乎都被重新包装，都被做成了或唐或宋的古本。而且考诸文献，又似确有来历。如果说仅是帖贾骗人还不足为怪，但一些负盛名的鉴赏家喋喋不休地宣说其妙，则不能不让人起疑。
南宋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
颍上兰亭
二、刻本
(一)定武兰亭系统
(编者按：关于定武兰亭系统刻本可参见作者发表于2011年11月7日《东方早报(博客,微博)·艺术评论》的《定州一片石，石上几行字》一文，此处未收录。)
(二)其他兰亭拓本
1.薛绍彭刻唐摹兰亭
这是宋代鉴定家、书法家薛绍彭据他本人收藏的唐摹硬黄本兰亭序摹刻的。摹、刻都很精致，笔法姿态都能看清楚，书法上很接近冯摹兰亭。因为传本少，人们不了解，而就反映兰亭书法的近真程度上，应是胜于定武本的。可惜有的人只重名而不求实，不懂这一点。
薛绍彭因传说毁了定武兰亭的“湍、流、带、右、天”五字出名，像是个破坏文物的人。但从他兰亭帖后的题诗可知，他是重摹本而轻刻本的。宋人记载，如毕良史就说，薛氏见到定武本之前，五字之中就有了损坏的字。薛氏跋其他兰亭也说：“旧见兰亭，锋芒者与所传石本不类，世多疑之。尝以唐人集右军书校之，则出锋宜为近真，盖石本漫灭不类其出也。”此本后所刻的薛绍彭诗，也是这个意思，可见他并不迷信刻本。
此本曾经南宋丞相游似收藏，是游相兰亭百种之一。其装潢形式就是典型的游相兰亭。游似题曰：“右潼川宪司本。”帖后，“赵氏孟林”印是当时游相兰亭的装裱人之印，游似题后有“弘毅堂”一印。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兰亭展，其中文系主任李棪先生写文章，云：“审其篆体，疑同出一源。在未寻得实证前不敢妄断，存以俟考。”而对于被磨去的“乐半仙收藏印”及“子京父印”两印，认为时间“当在项氏藏物散失之后也”。其实，弘毅堂就是游似的堂号，真德秀曾为游似作过一篇《弘毅堂记》(见真氏《真文忠公集》卷二十五)。而乐氏很多印，则是现代人乐守勋的印章，乐是同仁堂(600085,股吧)的后人。这是需要指出的。此本文物出版社1965年曾影印出版，出版说明没有署名，那是启功先生撰写的。
2.开皇兰亭
开皇兰亭流行的有两种，因后面刻的年月是隋代的开皇年间，所以称为开皇兰亭。一种是“开皇十八年三月廿日”，另一种是“开皇十三年十月”。都是南宋人伪作的。法帖的复制方法，五代、北宋以前是响搨，就是双勾填墨。刻石传拓到了宋代才兴盛起来。王羲之帖唐以前那么多，未闻有刻本，何况兰亭至唐太宗才显于世。宋人记载了一些唐代的王书，如乐毅论、欧阳询临兰亭的刻石传拓，则是混淆了“搨”与“拓”的概念所致，不足为凭。南宋理宗时，丞相游似藏兰亭百种，此其中一本，游相跋中说：“此当为元本。”“为元”二字旁，加了“开皇”二小字。细看原件，字迹与墨色皆不相同，这二字非游相书。孙退谷跋便称为开皇兰亭了。孙氏专门信邪，甚至自己捣鬼。如后面谈到的他从胡世安处借到宋绍兴御府领字从山本原帖，除绍兴联珠玺印外，没有任何其他印记题识，但他翻刻后便命名为米芾父子所刻的三米兰亭!看到这添的二字，很容易认为是他所为，但他跋中言及此为卞令之物，则当为卞氏捣鬼，孙氏为之宣扬也。这是宋代的一种翻刻本。从游似题可知，此本当是婺之梅花兰亭翻本的“元本”。帖前后元人观款，都是从别处移配的。安岐已经看出这些问题，见其著录《墨缘汇观》。
3.南宋御府本(游相兰亭甲之二)
此本兰亭序文“此地有崇山峻领”的“领”字，从可靠的唐摹本和比较著名的刻本上可知，右军写的是“领”字。但宋人的刻拓本中，有领字上有山者，称为“领字从山本”。如果仅仅只是一个领字从山，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凡是领上有山者，即“领字从山本”其兰亭本帖，都还有不少其他的怪异之处。如“蘭”字草头下有一横，“次”字偏旁写作三点，“激”字中间为“身”，“聼”字耳旁，“相”字末横下斜与竖笔相连而近于竖笔之勾等等。凡原帖涂改处，或空白或无涂改字痕。如果仅仅这些，也可以不必大惊小怪，因为只是一个不规范的兰亭临本刻石罢了。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兰亭，却被后来的收藏家装扮成各种各样最有名气的兰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领字从山”兰亭有哪些著名的本子呢?粗略统计即有张澂本、王肯堂郁冈斋本、陈甫伸(元瑞)渤海藏真本、冯铨快雪堂本、孙承泽知止阁本，和前面讲过的墨本中的黄绢本。
本帖兰亭序淡墨拓，是初刻和较早拓本，字口清晰。第四行“领”字上加“山”字，即所谓领字从山本。凡一般兰亭摹、拓本之涂改字、涂改处，此本则或留空白，或直书改后字，唯二十一行“痛”字处勾一近方形轮廓。很多字较传世所谓褚摹、神龙(冯摹)、定武诸本皆不相同。如第一行之“在”字，第一横画与撇连笔，撇不出头。“癸”字笔划较细;“丑”字凡横画皆由左向右上扬。第二行“蘭”字字形横宽，“艹”字头下多一横，作“廿”。三行“群”字末笔不开衩。三四行之间所加“崇山”二字有一竖道。“激”字末笔撇出很长。五行“带”字末笔“悬针”竖笔向左撇出。“左”字撇笔上不出头。六行“次”字三点。七行“情”字竖心偏旁竖笔弯而有提勾。八行“朗”字左半最后两笔勾、点，同所有兰亭传本(除另一本南宋御府本即游相兰亭甲之五，以及此二本的翻刻本外，无论是摹本和拓本)皆不相同，所有兰亭勾点两笔都是分开写，笔法交待清楚的，只有此本和下面讲到的另一御府本，勾笔与点一笔写成，点只是勾笔的轻轻一顿。“清”字“青”中间竖向下左斜。十一行“夫”、“人”捺笔似皆未刻好。“相”字末笔横斜下同右竖相连，几乎成了竖笔之勾。十二行“取”字“耳”中作三横。十四行“静”字末笔斜而无力。十七行“感慨系之矣”下改写“向之”二字空白不刻。二十五行“今之视昔”下，原有涂去二字之痕不刻。“悲夫”“夫”字原为“也”字改写，亦不刻“也”字末笔之痕，而“夫”字末捺笔不放反收笔回勾。帖尾“文”字，亦无涂改痕。
此帖刻石的最早记录，是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其卷十一“传刻”“御府”部分列刻帖五种，其四曰：“一本领字有山字，會字全。无界行。有绍兴双印。”即是此本。今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此本游相领字从山兰亭序，同明清各种汇帖所刻领字从山本兰亭，包括黄绢墨迹本比较，它们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一个系统。其与定武一系(包括所谓开皇兰亭之类)、唐摹众本(包括神龙、褚摹)都有明显的区别。但在领字从山本系统中，只有此本，没有翻摹的造作和僵死，而是点画生动，结体用笔自然随意，转侧牵连毫无迟滞做作，可知是墨迹上石。而字势雍容，结体丰腴，竖笔下部时有率意向左撇出，捺笔时有近于横拖等等特点，显示书写者执管较低，自成风格，虽是临写兰亭，但却不斤斤计较点画字势的相似，甚至随意改易帖中某些字的体势笔划，这种目无兰亭绳墨、“大胆妄为”态度，又不是一般书法家所能具有的。上面言及的“朗”字的写法，除了能证明此本是随意临写外，还有一点就是避赵宋王朝始祖“玄朗”讳的考虑。表明作者同赵宋王朝非同一般的关系。其书法同无款但基本可以定为宋高宗早年书的大字白居易诗帖墨迹(藏辽宁省博物馆)笔意相通。加之有绍兴玺印钤于帖下，这种种因素，使我推断其可能是宋高宗赵构所书。游相兰亭中有赐向林本，是宋高宗临本，原件不知下落，有蒋生沐翻刻本传世，书体同此本不一致。但同所有高宗书，也看不出一致处。盖原帖模糊翻刻走形所致。其中“朗”字缺笔是避始祖讳，这是除领字从山本系统外所仅见的。此本朗字左部末二笔连而带过，也是有避讳的考量的。
此本旁加“崇山”二字，有一竖杠，渤海所刻、黄绢墨本亦有，皆可见与此本的渊源。又游相兰亭中，有薛绍彭刻“唐摹硬黄兰亭”，即潼川宪司本，今藏故宫博物院，前已评论。“崇山”之间，亦有此一竖。由此可知，这一特征乃是古已有之，有其来历的。
此本明末清初藏于四川胡世安处、孙退谷从胡氏借得，请刻帖名手刘光旸重新勾摹上石。孙氏有跋刻于帖后，便胡乱定为米芾父子勾摹的“淮之南山杜氏本”的“三米兰亭”，真可谓无中生有，信口开河，全无凭据，恶劣之甚!孙氏所刻之帖，曰《知止阁帖》。
4.南宋御府缺字本(游相兰亭甲之五)
游相兰亭“甲之五御府本”，其书法的用笔结态，完全同于前面介绍的甲之二领字从山本，都是绍兴御府本，帖下都有“绍兴”联珠印。全帖缺二十九字，虽然“崇山峻领”的“领”字已缺，但从“次”字三点，“朗”字左半末两笔勾点相连，点的形态完全被模糊，同领字从山本是同一用心，“清”字竖笔歪斜，“聼”字耳旁，“情”字偏旁竖笔带勾等特点看，当是出于一人所书。所以尽管此帖缺了二十九字，还是有人能看出两帖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翁方纲。但他却不承认宋代有领字从山本。
这本来是一个临写的残本，宋代确实是有残石本的，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七《书王右军兰亭草后》中记有“洛张景元斸地得缺石，极瘦”。《兰亭考》记则云“斸地所得者，盖筑地，则此石当为杵碎”，又说有柄窍，纵广仅数寸，大都不过三十余字，又是一说，此本在元代曾经翻刻，其石在明代从颍上县水井中出现后，从董其昌到邢侗及很多明清人大肆吹捧，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兰亭“新品种”，就是颍上兰亭。
5.颍上兰亭
从明代董其昌、邢侗至清代翁方纲，直至现代的张伯英、郭沫若等先生，都论及此帖。但此帖何时出土都没有搞清楚，皆云明代嘉靖年间(嘉靖八年)。本人在讲董其昌的题跋与鉴定问题时详论过其谬。
颍上兰亭又称颍井兰亭，董其昌跋颍上兰亭是明清人认识和热炒颍上兰亭的主要原因。现抄录如下：“颍上县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县令异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铜罍，其石所刻《黄庭经》《兰亭记》，皆宋拓也。余得此本，以校各帖所刻，皆在其下。当是米南宫所摹入石者，其笔法颇似耳。”(《容斋集别集》卷二)
颍上原石两面刻，一面刻兰亭序帖，后有“兰亭序唐临绢本”七字和“永仲”一印;一面刻《黄庭经》小楷，后有“思古斋”三字。因此，兰亭称“颍上兰亭”，黄庭经称“思古斋黄庭经”，在明末及清代都是非常有名的。董其昌不考其何时何人所刻，翁方纲考而没有考出，出土(井)时间则完全错误。永仲是蒋长源的字，米芾《书史》论苏耆家三本是一本一本介绍的：“第一本有苏易简的题赞;第二本在苏舜元(才翁)处。”米氏以王维、李主、徐熙画从才翁子苏冶手换得;“第三本唐粉蜡纸摹，在舜钦(子美)房，第二本所论数字精妙处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沂摹，盖第二本，毫发不差，世当有十余本。一绢本在蒋长源处，一纸本在其子之文处，是舜钦本，一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也。一本在之友处。”米老此题布下了一个迷宫，但蒋长源所得绢本“是其族人沂摹”的“十余本”之一，则是没问题的。“一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也。”即是说苏本第二本的另“一摹本在滕中处，是归余家本”(的摹本)。再摹刻就变成了“唐临绢本”了。夜放白光，神奇，但石刻的黄庭、兰亭，怎么是“宋拓”呢!另外，因为“笔法颇似”，便定为米芾摹刻，各帖“皆在其下”。正因为董的这一跋，颍上兰亭在明清新发现的兰亭中，占据很高地位。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随意的临本。临的还是残本。全帖缺廿九字。从“次”字三点，“清”字竖笔歪斜。“聼”字耳旁，“情”字竖心带勾等可知，它同领字从山本有一定的渊源。翁方纲的《苏米斋兰亭考》看到了这一点，但翁氏不知，它的祖本同领字从山本的祖本是出于一手的两帖，有宋刻宋拓，这就是游相兰亭中的御府本甲之二、甲之五，我断其应该都是宋高宗的临本。宋高宗书早年学黄山谷，伪刘豫使人习之用间，改学米，董其昌认为颖本为米临。说明是看出这之间的关系的。
思古斋是元人应本的斋号，他所藏的黄庭经拓本，是元祐续法帖中所刻。赵孟頫喜爱，自临一本与之相易。赵临本今藏故宫，后应本跋钤五印，最后一印即思古斋。清人钱天树、毛庆臻等有考。据此，颍井之石便是元代所刻。也有人不同意，如张伯英先生，但他没见过赵临黄庭墨迹原件。不管怎样，颍本兰亭较之宋御府本，其笔画的生动鲜活相差很多。可惜考兰亭者，痴迷如翁方纲，广搜如容庚先生，皆未见过游相兰亭中的颍石之祖本，即甲之五御府本。现在讲碑帖的文献皆云颍上兰亭是嘉靖八年(1529)出土，实际上杨士奇《东里集》对此兰亭早有记载。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二十一：“此帖石刻，今在颍上县。其首题曰唐临绢本。而临者刻者皆弱。余得之廖子谟。”杨士奇卒于明英宗正统九年甲子(1444)，要早于嘉靖八年八十五年。嘉靖八年之说者如不是孤陋寡闻，便是为抬高颍本只讲董说而故作不知。因为杨士奇所记，称此本不佳，不符合一些明清人嗜奇求古，意在吹捧而惑己惑人的心理。将这个颍上本同游相藏甲之五御府本残本对照，即可看出它是御府本的翻刻，而且翻得非常不好。除因刻手有高下，帖石有精粗外，此本除缺的二十九字外，还有个别字残损拓坏者，致使颍上本因为失据而造成了误谬。如第九行品类的“類”字，游相本此字残损，颍上本类旁下“大”字，竟刻成“又”。一些人还辩白说是补刻所致。第十七行“感”字残下半，颍本画出一轮廓表示底本残损，但又刻出这下半，致使其字结构失步，形态极为丑陋。十八行“俛”字纸有皱缝，裱时不慎拉开，“亻”旁离另一半“免”较远，且第一撇受损分开，颍本翻刻竟作两点，并远离另一半“免”，已不知为何字。“修短随化”之“短”字，末笔收笔略有上挑之意，颍本夸张几成一捺。“兴感之由”的“感”字内，小横微泐，但“口”尚清晰，颍本这一横同口连带作“万”，下部“心”亦不成形。可知是据比御府残本之残泐更甚的拓本翻刻。“兴怀”之“兴”字，上部损而部分未刻，颍本既画出残痕又刻出模样，致使笔划距离失步。石花泐痕都翻刻出来了，怎能是什么“米老临本”呢?!总之，从此本可知，所谓颍上兰亭，乃是这个“御府”本拓本的翻刻本，而其翻刻所据之原底拓本，同此本当出一石，但要晚，要泐损更甚。
至于帖上有“永仲”一印，是想同米芾所记的苏沂摹家藏第二本的“十余本”之一挂靠。永仲是蒋长源的字，刻上“唐临绢本”，就是为表示是蒋氏所藏，但前刻“唐临则是痴心和妄想，要将之变成与褚有关了，这种伎俩怎能骗这么多名家呢”，因为无论如何苏氏所藏三本，都不可能是缺这么多字、这么多讹谬字的兰亭。何况蒋长源所得的绢本是苏沂摹的十余本之一，怎能称唐临呢!
6.张澂本
领字从山，其他特征悉同于游相兰亭甲之二。
张澂本，这个名目宋理宗内府一百一十七种中就有了。今所见最早的拓本是明代弇州山人王世贞的藏本，后面有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米友仁、张澂题识。其中米芾两题，后一题从内容可知是题其所得自苏耆家的三本兰亭中的第二本。米芾原跋真迹尚存于世。今配在陈鑑本后。陈鑑本其实是元陆继善所摹的五本之一(详见拙文《元陆继善摹兰亭序考》，《文物》2006年第5期)，核对文句则略有差异。其中摹拓者同检校者的关系，真跋是：“唐太宗既获此书，使冯承素、韩道政、赵模、诸葛贞之流摹赐王公。褚遂良为起居郎，盖检校而已。”其中的诸葛贞的贞字缺末笔，是避宋仁宗赵祯讳。张澂本是：“唐太宗获此书，命起褚遂良检校、冯承素、韩道政、诸葛贞之流摹赐王公贵人。”其中诸葛贞的贞字完整不讳。由此可知，此为伪书。因为米芾虽被称为米颠，但本朝讳例却是严格遵守的。其传世墨迹，凡言及唐代书家张旭，或称张颠或云张长史，绝不会写“张旭”其名，就是要避宋哲宗赵煦音讳。其行书《长者帖》又称《知府帖》，府字寸不点点;而其《春中帖》则点了点，说明前帖是书于宋哲宗元祐年间，因为其时太皇高太后垂帘听政，要避太后之父高遵甫的嫌名讳。
其二两跋都记其是重新装裱，真本时间是崇宁壬午(元年，1102)六月，是“手装”，张澂本时间是壬午闰六月九日，是“重装”。一个月时间，同一帖，要作两次内容基本相同的题跋;更有甚者，同样是一个月还要装裱两次。米氏对自己认为的“米姓秘玩，天下法书第一”的这个兰亭，何以要这样折腾呢!
这一本后有王世贞两跋，第一跋云：“昔人称宋拓兰亭自定武外以复州为胜，豫章次之，刘无言重刻张澂褚摹兰亭为第三本。今此帖乃张澂摹勒上石。盖昔人偶未见澂原石耳。所谓循王家藏本，恐不甘复州、豫章下也……”弇州山人是大名人，晚明执文坛牛耳，看看其弇州山人四部稿正续稿题跋，便可知其收罗宏富。但是他的鉴赏能力实在不足信。从此题跋便可见其荒唐：张澂本上石的时间是嘉熙庚子，为宋理宗嘉熙四年，即1240年。刘无言即刘焘，虽不知其确切生卒，但他是北宋人，受东坡赏识，元祐三年(1088)进士。黄山谷曾言，“刘焘笺题便不类今人书，使之春秋高，江东又出一羊欣、薄绍之也。”刘焘春秋再高，也不可能一百五十多年之后再去重刻“张澂褚摹兰亭”啊!
前已言及，此帖有祖本。这一本是迄今所见最早的领字从山重刻本。配有范仲淹、王尧臣、米芾、米友仁等跋，是让人认为这就是米芾所得的苏氏第二本。但无论如何，以米氏考校之精细，苏氏第二本都不可能是这种领字从山本。
7.郁冈斋本、渤海藏真本
郁冈斋本基本上同于张澂本，渤海藏真本则将一行裁为两行，所以又称“巾箱本领字从山兰亭”。除“蘭”草头下无小横外，基本上同于前叙领字从山本兰亭。帖中缺第七、八、九行。翁方纲《苏米斋兰亭考》云：海宁陈甫伸得于董其昌，董氏抽去三行。但据孙鑛《书画跋跋》所记，他看到此帖(渤海刻，下同)原底时，既已如此，则可知董其昌并无这一宗破坏文物之罪，因为孙氏要先于董氏看到此帖。此帖原底詹景凤亦曾见过，詹氏认为是做出来的：纸经染色，帖是“双勾廓填”。
这个短行本，曾经再刻，如海宁查氏本、山左吴氏等本。渤海所缺之三行被补全(折作六行)，但却是被补刻在了全帖之后!这补了三行的再刻本帖尾行最后“有感于斯文”下，又较“渤海本”多出了“臣褚遂良”四小字。重刻一次，花样又有翻新!
8.快雪堂本
《快雪堂法书》帖所刻领字从山本兰亭，“臣褚遂良”四字则是刻于全帖之后。凡游相此本种种特别字，如蘭多一横，领字从山，次字三点等等，如出一辙。但名目又不相同：兰亭帖前竟有唐太宗题字及御书印!其题曰：“兰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阳宫赐高士廉。贞观十二年闰二月癸未书。”如果不能鉴此唐太宗款识真伪，而有考据癖，便可知旧、新唐书“太宗本纪”是年确实记有“闰二月至洛阳宫”，而旧、新《唐书》高俭(士廉)传，其时也确实受到过赏赐。但褚遂良的临本怎能被李世民视为“兰亭正本”呢?此本的墨迹原底后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成亲王曾见到原件，他认为这一本同内府所收的“赐潘贵妃本”是“同一笔法”，而迥异于定武、神龙、颍上诸本(《诒晋斋集》卷八记所见兰亭)。潘贵妃本是从圣教序中凑字仿临本。翁方纲亦曾寓目，他在引用了孙退谷《知止阁帖》翻领字从山本跋后说：“按此即知止阁刻本也，以对快雪堂所刻褚临绢本，则绢本实从三米本勾摹，而形神全失，加以纤媚而适蹈于讹谬。冯氏不知而刻石耳。其绢本数年前尚在京师……”这里要指出的是，翁氏虽能知快雪底本之伪，而且看出它和知止阁的关系，但这里却同孙氏一样，也将这些领字从山本的祖本(即此游相本)当作了“三米兰亭”。今此墨迹已不知下落。
附：黄绢墨迹本
今传世“领字从山本兰亭”尚有黄绢墨迹本。明王世贞旧藏，后有米芾题王文惠公本跋墨迹，从印本上看颇类米芾的跋尾书。王世贞跋称：“此本藏深山民间，落黄拾遗手，以百三十金售余。”前有莫云卿两跋，后有周天球、文嘉、俞允文、王穉登、沈咸、翁方纲、梁章钜等人跋。只有翁方纲据孙鑛《书画跋跋》说，这个兰亭不是王文惠公所藏原迹，其他人对这个兰亭同米跋的关系概不置疑。此本虽改易了领字从山本的一些错讹字，如蘭字草头下无小横、取字中间不写三横、相字末笔作横画等，但通篇书法水平低下，一些字结体不稳，笔法丑陋。其第一字“永”便歪斜失态。弦字的“玄”点下竟反纽，如“至”字草写。此种艺术水平怎能等同褚河南书法呢?米跋墨迹即便是真迹也当然是后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出版社出版《兰亭墨迹汇编》收有此本，因印刷不精，很多前辈专家见其颇类米氏跋尾书，便认为是移配的真跋。2008年我得见原迹，可确知其为仿造。其实，米跋之本宋代便曾经刻石，即游相兰亭失去天干编号的褚摹兰亭，后有游似题字。原帖连米跋即是此段，但兰亭领字不从山。亦可作米跋在黄绢本上是后配的证据之一。
纵观明清出现的“领字从山本兰亭序”，无论是刻本还是墨迹，可以说都是一个底本繁衍变化而来的。其中张澂、郁冈斋所刻，近于嫡出，唯临摹者时有僵硬之笔，又将笔划牵丝连带处夸大写重，使人可见重模的痕迹。《渤海藏真帖》所刻，原底墨迹断行而成袖珍本，是此本的照猫画虎还是渤海本原墨迹的花样翻新，是都有可能的。“快雪本”临写本上石，其原底瘦弱轻佻，第一字“永”已成斜势，再临夸张其病，便是黄绢本了。这些不同名目的兰亭，其底本便是游相兰亭中的甲之二御府本。在没有看到这件游相兰亭领字从山本前，由于利益的驱使、好古的想像，这些再翻本、再摹本几乎都被重新包装，都被做成了或唐或宋的古本。而且考诸文献，又似确有来历。如果说仅是帖贾骗人还不足为怪，但一些负盛名的鉴赏家，如莫是龙、王世贞、文嘉、孙承泽等，也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宣说其妙，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他们的学识不足、识见不高，不辨真伪呢，还是有意自抬藏品身价、欺世盗名呢?
兰亭传本远不止以上所述，本人为香港中文大学撰游相兰亭考，约四十件，本文述及五件。而容庚先生从张伯英处得到的宝鸭斋兰亭集刻八十二种，容先生屡屡言及，今全部藏在故宫博物院，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多本有马治、宋濂题跋，我正是从怀疑这两人题跋真伪而寻访阅看这些帖的。从原件可知，凡有马、宋跋者，其跋皆伪，那么这些帖是否为宋拓、宋刻，也就不问自明了。至于前人文献所记的赐潘贵妃本、薛稷本，其实都是从圣教序临仿出来的，本来圣教序集王字，一些字就是从兰亭序集出，而此二种又去集圣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返祖现象。两本虽各有名目，其实是一个底本加了不同的披挂，一如领字从山诸本。更有甚者，至晚清阮元、包世臣、李文田等因倡导北碑，一定要将王羲之书说成北碑即魏碑体而后快。此时，居然也就有了魏碑体的兰亭等等。问题还很多，这里都不作评说了。
1965年起，郭沫若先生先后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等文章，以南京出土的东晋墓志、墓砖、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兰亭论辩“”过后，国家，实事求是之风回归，国家更加重视民族的文化传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岂能不“感慨系之”！
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墓志(局部)
六 关于兰亭论辩
1965年5月22日，《文物》第六期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其后又有《“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等文章。他以南京出土的东晋墓志、墓砖、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来否定王羲之《兰亭序》，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兰亭论辩。郭沫若先生否定兰亭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由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墓志、谢鲲墓志、虎墓志砖，以及此前出土的颜氏墓志砖、刘尅墓志砖等书法带有隶意，而认为王羲之书必须带有隶意，兰亭无隶意，值得怀疑。
2.由新疆出土的《三国志》抄本是隶书，便认为当时天下所有的书体都应当是隶书，而兰亭不带隶意，更不是隶书，所以是假的。
3.引《阁帖》智果书梁武帝评王羲之书“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语，认为《兰亭序》不够雄强。雄强应当如晚清人喜欢的《爨宝子》、《爨龙颜》那样的书体，王羲之应当写那样的字。
4.南朝刘孝标注刘义庆《世说新语企慕十六》王羲之《兰亭集序》，时称《兰亭集序》为《临河序》。《临河序》少“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一大段，便认为《兰亭序》文也是假的。
5.认为兰亭当是快乐的，王羲之性格是倔强的，不应有后段的悲观情绪。因此，《兰亭序》后段是后加的。
6.《兰亭序》从文到书都是智永“依托出来的”。
另有两条，郭文有这样的意思，之文讲得更多，就是：
1.《兰亭序》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是封建阶级帝王官僚、、圣化造成的。
2.初唐褚遂良选兰亭这种姿媚的字，是迎合唐太口味。鉴别眼力不如没谈兰亭的梁武帝，所以是假的。
这两条，第一条是从反封建反到对民族历史的彻底否定，这种危害之深远长久，中国人会越来越能体会；第二条则是照镜子指自己来骂古人！因为从反对高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一点看，褚遂良是可以称为“文死谏”的典型的。古今之人是谁迎合？历史会给以结论的！
郭沫若先生为什么在此时写这些文章呢？在他的文章中，他是这样交待的：“关于这个问题，康生同志在文献中作了仔细的探索。”然后将康生观点五条全文录下，并说：“这见解非常犀利。我也找到了一些补充值得在这儿叙述。”康生的见解，五条归纳起来，就是强调文献记载王羲之善草隶，其书当有隶书笔意。兰亭无隶意，所以是假的。郭沫若先生如此行文，在修辞的辞格上，应该叫“引用”，作用则是“示现”。做这些文章，原来都是为康生的“见解”作“补充”的！在当时的特殊历史下，这绝不是偶然的。康生是什么人？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人，有如此闲情雅致，关心在看来无论如何也同挂靠不上的一件古代书法名帖？但经历了之前的批武训、批《红楼梦》研究及，之后的批《海瑞罢官》、批、批孔、批周公，人们应该明白这种项庄舞剑是要干什么的。郭沫若先生作上述的交待，或是顾虑到后人的评价。但一般的人，特别是“”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则无法想象，甚至还会将这场所谓兰亭论辩当作是一个学术问题。根据后来新披露的材料，问题绝非如此。我们姑且先从学术角度，从书法史来看看郭沫若先生否定兰亭的理由吧。
郭先生详考上述几个墓志的墓主，有些资料确实可补史书文献之缺，但作者是要谈书法，所以虽见博学，很多内容却与主题毫无相干，像是作应试文章的填充。如《颜谦妇刘氏墓志砖》，仅24字，因为其墓中出土一陶砚，郭先生便得出了左思（太冲）之妹“左棻是有名的才女，谢安的侄女、王羲之的媳妇、王凝之之妻谢道韫同样有才名；王羲之向她学过书法的卫夫人茂猗更是有名的书家；可见当时的妇女很留心翰墨”。郭老写出这么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是要证明当时的妇女都很留心翰墨。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其文附图之三有此墓砖的拓片，其书结态古拙，笔画僵硬，点画不见书法用笔的起始，更没有多少所谓隶意，只是工匠之书，跟当时的妇女留意翰墨有什么关系呢？郭文中这种横扯式的行文还很多，当时不少学者都感到疑惑不解。联系上引康生之论，郭先生作此词不达意、顾左右而言他的文章，看来似乎是有难言之隐的。
因为王兴之墓志也好，谢鲲墓志也好，颜谦妇墓志也好，说来说去，都是重复康生的意见：这些墓志有隶意，与兰亭书法相隔，兰亭的可靠性值得怀疑。咬住文献记载王羲之书法是“善草隶”，展开立论。一些反驳郭氏的文章也按这个有没有隶意在那里讨论，甚至在兰亭序中找有隶意的字。这等于在康郭画的圈子里跳舞，当然不能驳倒其论。其实，书体的名称当时就有活用，后世的解释更是纷纭，详细评说，非本文所能容纳，但看看文献对隶书本身的评价，便可知“隶”字的含义，不同历史时期是有不同的概念，各有所指的。晋卫恒《四体书势》言及“隶书”，谓“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梁庾肩吾《书品》“篆书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也”。两人说的隶，一说有“楷法”，一说是“正书”。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正确理解，是可以扯出很多论说的。唐张怀瓘《书断》中，讲智永书是“章草、草书入妙，隶入能”。欧阳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虞世南“隶、行书入妙”。褚遂良“隶、行入妙”。陆柬之“隶、行书入妙，章草书入能”。高正臣“隶、行、草入能”。薛稷“隶、行入能”。前两条文献所讲的“楷法”、“正书”都不是后来直至今天所说的楷书，而是“有楷则”的正规书体。汉魏指用于正式场合的隶书（又称八分），即钟繇三体中的“铭石书”。而张怀瓘讲欧、虞、褚、陆、高、薛诸家所擅长的“隶”，则是真书即楷书。因为这些书家，都以书碑楷书名世，而根本看不到他们的隶书。康生找的五条说，羲之、献之“善草隶”的文献，有四条出自唐人修的《晋书》，而由张怀瓘论诸家可知，唐人称为隶书者就是正书即楷书。因为张怀瓘《书断》评所有人的书法，没有言一人善楷书，即真书、正书者。如果“隶”指汉隶的隶，那么，唐前期不就没有人写楷书了吗？其实，隶书在张氏的称谓中是以“八分”名之的。王羲之条：“尤善书，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而钟繇条“隶、行入神，八分入妙”，隶与八分并列，不就很清楚了嘛！所以，康郭自己也知道要彻底地否定兰亭，光有这点儿理由是不够的，于是郭沫若先生找到了能代表他们的观点思的东西。这就是清末李文田题端方藏汪中本定武兰亭的话。这是郭沫若先生否定兰亭的理论依据。他说：“我自己是最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我现在率性把李文田的跋文抄在下面。”其文如下：
唐人称《兰亭》自刘餗《隋唐嘉话》始矣。嗣此，何延之撰《兰亭记》，述萧翼赚《兰亭》事，如目睹。今此记在《太平广记》中。第鄙意以为：《定武石刻》未必晋人书，以今所见晋碑，皆未能有此一种笔意；此南朝梁陈以后之迹也。按《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引王右军此文，称曰《临河序》，今无其题目，则唐以后所见之《兰亭》，非梁以前《兰亭》也。可疑一也。《世说》云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是序文本拟《金谷序》也。今考《金谷序》文甚短，与《世说》注所引《临河序》篇幅相应。而《定武本》自“夫人之相与”以下多无数字。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不知其与《金谷序》不相合也。可疑二也。所谓《世说》注所引或经删节，原不能比照右军文集之详，然“录其所述”之下，《世说》注多四十二字。注家有删节右军文集之理，无增添右军文集之理。此又其与右军本集不相应之一确证也。可疑三也。有此三疑，则梁以前之《兰亭》与唐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且古称右军善书，曰“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曰“银钩铁画”，故世无右军之书则已，苟或有之，必其与《爨宝子》、《爨龙颜》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然则《定武》虽佳，盖足以与昭陵诸碑伯仲而已，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往读汪容甫先生《述学》有此跋语，今始见此帖，亦足以惊心动魄。然予跋足以助赵文学之论，惜诸君不见我也。
以郭沫若先生之博学，怎么能“最近才知道”有这篇文章的呢？据后来的材料，这篇文章是陈伯达找给郭沫若先生的。如此行文盖不得已。
李文田列了理由，无一条从道理上能站得住。《世说新语企羡十六》原文是“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明指其文为“兰亭集序”，而李文开篇便说：“唐人称兰亭，自刘餗《隋唐嘉话》始。”为了圆其说，把《世说新语》企羡篇的“王右军兰亭集序”，改成了“王右军此文”。李文从论据上对郭、康没什么实质帮助，但在方上，确实对他们是有很大的。《兰亭序》以兰亭命名，正与兰亭修禊雅集相符，而兰亭宴集有兰亭作标志，并无言及“临河”的字样。难道后人用名非要不用本文之称而要用注解之名吗？其二，“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是“方”不是“拟”，这是偷换文理概念的做法。《兰亭序》与《金谷序》从临流雅集及感时兴叹这方面有其相像处，但兰亭若全合金谷，即李氏所谓的拟，那右军不就是抄袭他人、拾人牙慧的流俗了嘛！两条都是今文学派典型的改字解经，甚至是改句、改文意解经的治学方法。至于其疑之三，则是李氏不知世说当初有多少卷与今本完全不同所致。《隋书经籍志》记为十卷，今藏日本唐写本残本后题《世说新书》（即新语）是卷六，据书后董棻跋可知，不但10卷原文在宋初被晏殊“尽去重复”，变成3卷，刘孝标的注也被这位晏元献公“裁剪”过了。可证唐时确是10卷。至宋才变成今天的3卷。以唐写本相校，仅“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及“王绪、王国宝相为唇齿”的二条注，三卷本就少了二百多字。至于李所举刘注多出的字，那是记当时与会之人及作诗多寡的文字，也可以是右军所记，更大可能是记录此宴集的人所记：不但要记右军之序（唐人称四言诗序），还记了孙绰的后序（唐人称五言诗序）。刘孝标要介绍此事，当然要录这些作诗和不作诗的人名（这从全面记录这次兰亭雅集的所谓柳公权的兰亭诗、桑世昌的《兰亭考》卷一、张淏《云谷杂记》卷一可以了解得很清楚）；王右军要作序文，讲究文采气势，怎么可能将之算作文章的内容呢？李文田少见多怪我们不去怪他，而以郭沫若先生之饱学，又曾久居过东瀛，是应该知道的。知道而仍引李说，况且以注的引文而论原文的总貌，在治学方法上已经是明显的偏颇了。李文田“有此三疑”便断定兰亭之伪了，“文尚难信，何有文字！”其下便以龙跳虎卧、铁画银钩等前人对右军书的形容比喻说右军书当如“二爨”，“与汉魏隶书相似”。我想，凡读过古人书评的人，都知道书法创作虽然是抽象思维，但说明却是具象形容。龙跳天门，龙是神物，虎则无论如何也卧不到凤阁上去的！“二爨”不是雄强而是生硬。“二爨”的拓本，特别是影印本不难找，汉魏隶书在今天更容易看到，无论是《张迁碑》、《曹全碑》，还是《受禅表碑》、《上尊号碑》这些汉魏碑，与“二爨”又有多少相似呢？研究古人书法，不仅仅看书体，更要看艺术水平，“二爨”也好，王兴之、谢鲲墓志也好，同汉魏碑区别除隶意的多少（其实后者隶意多少也是完全不同的）外，根本的区别在于艺术水平的高下。这就是前面讲的碑禁造成的。这些隶楷过渡、书法水平低下的墓碑，不可能出于名家之手。书法作为艺术，通过笔法造成点画的形态美，通过结构造成字体的姿势动感美。魏晋人那么讲书势，就是要通过艺术加工使文字由一般的实用书写变成书法艺术，源于生活实用的写字与高于生活实用的书法艺术，完全是不能等同的。这么明显的区别，怎么置而不论呢？李文田有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晚清出现重碑轻帖的集中反映。前有包世臣，后有赵之谦，一定要将右军书法说成他们喜欢的魏碑类书法而后快。而李文田的方，则直接受此时的今文学派的影响：推测大于、甚至改字解经！但是郭沫若先生按康生的意思，不仅全盘接受了李文田的理论，而且又有所发展。不仅以“二爨”这样无名氏的碑来否定兰亭，更进一步以王谢墓志来否定兰亭。本文已经讲过，碑禁使无书碑流传，而这些墓志从郭先生文章所附图可知，其水平更加低下。究其原因，在谢鲲的墓志中有所透露：其葬是暂时的。墓志文曰：“晋故豫章内使，陈﹝国﹞阳夏，谢鲲幼舆，以泰宁元年十一月廿〔八〕亡，假葬建康县石子岗，在阳大家墓东北〔四〕丈。妻中山刘氏， 息尚仁祖，女真石，弟褒幼儒，弟广幼临。旧墓在荧阳。”郭文在引用了《世说新语》“新亭对泣”后说，“这同一，在这《谢鲲墓志》里也表达出来了。所谓假葬建康县石子岗，所谓旧墓在荧阳，都是没有忘记克复神州的。”郭文是承认这种墓志是“暂时埋在南方，将来还要归葬于旧墓的”。王谢都是永嘉南渡的北方士族，在南方只是侨居，他们活着时希望回到北方，死后也想着迁葬于原郡，所以这里写明是“假葬”。这些墓志，文字虽然极为简单，却都要写清楚自己的原郡地点、死亡时间，特别是埋葬的具体地方和方位。王兴之夫妇如此，谢鲲也是如此，都是想着要迁葬的。再看看那些墓志的书法，除谢鲲墓志尚存一些魏晋“铭石之书”的模样外，其他根本就谈不法艺术，完全可以肯定是民间的匠人所为。郭文中也说王兴之夫妇之死虽相隔8年，但墓志是一人写的。这正说明，这些做迁葬标志的墓志，当时是有专门的行业来管的，是工匠所书。郭沫若先生是应当看到高昌墓志砖的，高昌砖有一方之中只刻了一半。这样原墨迹同刻后的字就完全不类。刻了的那部分，点是三角，画是方头，转折直角，与“二爨”、王兴之墓志等相类。清末所谓碑学其实是学六朝北碑的书家们，弃笔法而从刀法，按模脱墼，努力去学那样的三角点、四角横，摒弃了笔法的使转提按和转侧灵活，更有将笔画写成碑刻风化后的锯齿形，以求高古和金石气。这是时代的悲哀。郭先生与他们完全不同，是完全可以看见公私收藏的晋唐法帖原迹，也可以看到流沙坠简出土文书敦煌秘藏，而且又懂了历史唯物史观和，但是“要求的是从具体的发展中，全面估价对比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原话见列宁《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一书，40年前看的，记不太清了）。即从发展中看待不同事物，而不是孤立静止地生硬套用。怎么能文字书法过渡的不平衡和多样性、历史碑禁造成的名家不能为私人写碑、书法有民间书写（甚至凿刻）同书法大家的书法艺术的区别呢？！特别是竟将兰亭文、帖“依托”给了智永，其治学方法的主观可以说确实超越了晚清的今文学家。郭氏的考证方法是： “智永是陈代永兴寺的僧人。他是有名的书家。据说他临书三十年，能兼诸体，尤善草书，他的真草书《千字文》就写了八百多本，石刻至今还保存在西安碑林中。隋炀帝曾经称赞他的书法是得右军之肉。”接着又讲了“铁门限”和“退笔冢”的故事，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像这样一位大书家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不仅《兰亭序》的“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因此，我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请看世传墨池堂祖本智永所书的王羲之《告誓文》吧。帖后有“智永”的题名，用笔结构和《兰亭序》书法，完全是一个体系。”
推断智永能写出来，就是智永造出来的了。这就是郭沫若先生考证法!举个例证，却是放着智永的墨迹《千字文》不用，却找了个《墨池堂帖》所谓智永的临王《告誓文》!至于其文归于智永的理由，只是一句“而他也会做文章”，兰亭便成了智永的文章。这种推论，与“莫须有”有多大区别呢?郭文前面说兰亭文后段为后加，原因是文意“悲观”，有老庄思想。这里却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地派给了智永和尚，理由仅仅是“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难道禅师是有老庄思想的吗?兰亭由唐太宗肯定，郭氏不相信，但隋炀帝说的话郭氏便当作了铁证。墨池堂所刻智永临《告誓文帖》是公认的伪帖，而智永千文墨迹真迹却只字不提。郭氏为了否定兰亭，引文不惜断章取义处很多，如：“姜夔也曾把刘、何两人的不同处对比过，他还提到‘梁武(帝)收右军帖二百七十余轴，当时唯言《黄庭》、《乐毅》、《告誓》，何为不及《兰亭》?’(《兰亭考》卷三引)姜是有识见的，但他同样是深信《兰亭》的人，故只能把问题提出，没有穷追到底。”
只要有半点怀疑兰亭，都是有识见的。但是郭文否定兰亭的主要证据是兰亭没有隶意。而姜白石讲到的《黄庭》、《乐毅》等，不但没有半点隶意，而且较之兰亭为行书，它们都是正书。王兴之等墓志、“二爨”也是正书，从类别上正可以对比。郭先生何以也“没有穷追到底”呢?
郭沫若先生怀疑兰亭序本文“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一百六十七字，“实在是大有问题。王羲之和他的朋友、子侄等于三月三日游春，大家高高兴兴地在饮酒赋诗……但《兰亭序》却悲得太没道理，既没有新亭对泣诸君子的‘山河之异’之感，更不适合王羲之的性格。”下面便引《世说》王羲之批评谢安的尚虚谈的那段话。又讲了《晋书》王羲之传的一些事迹，便得出结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郭沫若先生大概一想到“三月三日”便想到游春、饮酒，进而联想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但却忘了王羲之等人的这次宴集是“修禊事也”。修禊《史记》、《汉书》直至《南齐书》等记载，都归为礼志，隋唐以后特别是唐，才变成了宴乐游春，所以正史不载了。前期的修禊同后来的游春是两回事。《后汉书》卷六十一《周举传》记梁商修禊事“……及酒阑倡罢，继以《薤露》之歌，坐中闻者皆为掩泣”。民国二年(1913年)癸丑，梁启超在三贝子花园召集修禊雅集。“只今茧纸世共宝，当年苦心解谁索。”其诗见《饮冰室文集》卷四十五，诗题叫《癸丑三日邀群贤修禊万生园拈兰亭序分韵得激字》。同年，袁克文在南海修禊梁任公亦参加，并有《甲寅上巳抱存修禊南海分韵得带字》诗。伤时忧国在这方面梁任公是理解王羲之的。说没有“山河之异之感”，难道永和九年东晋完成统一大业了么?永和八年殷浩北伐失利，图谋再举，王羲之致信于他，严加批评：“引咎责躬，更为善治，省其赋役，与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悬之急也。”在给会稽王司马昱的信中，更指出，殷、桓“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本文在介绍王羲之其人时，已经指出东土饥荒，羲之为解百姓倒悬之急，“辄开仓赈贷”。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要是不“悲夫”“痛哉”，那不真的是全无心肝的陈后主，不知廉耻的冯道之流了吗?!郭老是聪明绝顶的人，早在写《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两本书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就能相面看出毛泽东主席后必大贵;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先写《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后很快完全改变观点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用心真可谓良苦!但对忧国忧民到悲夫，痛哉的王右军，却一点也不理解，或是因为时势利害，但郭老是对历史深有研究的人，怎么就忘了后人中依然会有董狐直笔呢!
关于兰亭后段，所谓悲观的那一段如果没有，那倒真的不像右军之作了。
1972年8月，兰亭之争人们似乎淡忘了，郭沫若先生又发表了《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以经生书吏之书续申前志以否定兰亭。为什么只相信出土文物，对魏晋碑禁这一影响碑志起主要作用的历史事实却只字不提，对钟书三体代表的其时书法绝不止隶书书体而故作不知呢?为什么引证文献和实物那么不分真伪，实用主义甚至机会主义呢?这种以偏带全的武断还谈什么逻辑呢?后来编《兰亭论辩》一书，定调郭沫若等凡否定兰亭的，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凡肯定兰亭的，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但王兴之墓志也好，晋人写本《三国志》也好，同《兰亭序》根本不是一个命题范畴，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郭沫若先生以六朝墓志否定兰亭的做法很快招来了不少人帮忙“添砖加瓦”：1965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给郭沫若的信。信中抄有两段文字支持郭说。
一、清甘熙《白下琐言》卷三：过扬州，于市上得晋残砖一块，其文曰“永和右军”。四字晋砖拓本纯乎隶体，尚带篆意，距楷尚远。此为彼时造城砖者所书，可见东晋世间字体大类如此。唐太宗所得《兰亭序》恐是梁陈时人所书。
二、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三：余旧守“无征不从”之例，而心折于晋宋之砖，为其下真迹一等，古人不我欺也。试审此册内永和三、六、八、九、十年各砖隶体，乃造坯世俗工人所写。何古雅若此。且“永和九年”反文隶字，尤为奇古。永和六年王氏墓，当是羲之之族。何与《兰亭》绝不相类耶……
四十年前，我看到阮云台此段，就认为“无征不从”是写错了。 但后来看到中华书局[微博]新出的《揅经室集》，亦为“无征不从”。“无征不从”见于《三国志》中的《荀攸传》，荀攸曾为曹操军师，曹操为他请封，说他“无征不从”，就是每次征伐都跟随左右出谋划策。用在这里不伦不类。从其行文命意可知，应当是“无征不信”之误。无征不信出自《礼记·中庸》，是中国人行文立言的古训及治学准绳。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曾对原意作过诠释，但在兰亭论辩的文章中，专门言及《光明日报》所刊此文，不纠其谬，盖此时正从晚清治经家改字解经劣行中取法，已经无文字的是非之辩了。
宗先生信中并附永和七年和九年的两砖拓片，从拓片上可以看出，其书根本不经毛笔所写，乃是“造砖者”，即文中所云“造坯世俗工人”用利器勾划出来的。这种字居然也以之“方”右军书法。
看宗先生的《美学漫步》，“漫”到兰亭序和王羲之书法时，讲得很好。可见兰亭论辩时，政治气氛是多么不正常。人们的思想认识受到了何等程度的扭曲!另一方面，也说明晚清人重北碑的理论和观念，对很多研究书法史的人的思想固封得是多么厉害!
我当时读郭先生的大文感到不解，感到惋惜，看到他的《李白与杜甫》甚至感到有些气愤：头两三年刚刚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讲，谁要否定李白或者杜甫，都是韩愈《调张籍》诗中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何以这么快就如此这般地扬李抑杜呢?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商承祚先生的公子讲，商先生当年之所以写文章反驳郭，也是因为了解郭原来对兰亭根本不是作如是观的。从《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的李杜并重，到《李白与杜甫》的扬李抑杜，之所以一百八十度转弯，后来知道也是因他了解到伟大领袖喜李不喜杜。还是学生的我，当时自然想起了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章《上海文艺界之一瞥》对郭沫若先生的批评：“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顺便说明，我中学时代，非常喜爱鲁迅先生之人之文，由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读历史、文学书籍，并了解与鲁迅先生相关的古今中外人物。从而也留意郭氏文章著述和人品，盖出于此。这是我早年就注意兰亭，进而研习书法碑帖的最初缘因之一。但后来看到龙潜先生等人的文章，却反而有些同情甚至可怜起郭老先生来了。据汪庆正先生回忆：“高二适的驳议一出，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老。北京虽然写了几篇，都不满意。特别是对赵万里的文章有意见，说他只写了巴掌大的文章。于是又派人来上海，请徐森玉写文章。”
2002年汪庆正先生在上博世纪展时接待启功先生，我随同在座，汪先生说徐森老让他代笔写支持郭的文章，告诉他一要能把康生应付过去，二不能太没良心完全附和郭的胡说八道!他指着自己的满头白发说：“我当时写这文章，真是伍子胥过昭关啊!”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而启功先生不止一次亲口跟我讲到，钱杏邨(阿英)要他写文支持郭，没几天工夫先后两次要求。先生以“我刚发表了《兰亭考》，这不等于是我自我否定吗?”予以拒绝。第三次来钱阿英索性直接透底：这是最上边的意思!还能有什么说的，于是乎先生就有“体会到郭沫若同志所谈”“使我的理解活泼多了”的话。细心的读者依然能看出先生的用心。先生在文章最后，借破除迷信而讲《澄清堂帖》真伪，复归到学术考证。以启功先生当时的政治身份而又因懂兰亭被郭氏点名索文，能做到这一步恐怕也只有先生了。但也有人是真心地坚决支持郭的。据黄苗子先生回忆，龙潜的文章杀气腾腾“是代表康生的论调”的。龙文说：“有些人把《神龙本》捧上了天。其实，只要细细揣摩，对结构、笔意，稍加分析，不难看出某些笔意，正是韩愈所说的‘俗书’，不是书法绝美，而是姿态偏媚。最能继承他的是变节分子赵孟頫、地主恶霸董其昌等人。”不仅如此，其文还“从唯物史观看，一部历史都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中国书法这种特殊艺术，它的发生和发展，难道只限于士大夫这些上层分子吗?一般人民没有份吗?……我们认为，到了今天，世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时代，已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这些‘残砖断石’，应该是引起我们重视的时候了。” “让我们今后的注意力集中到民间所蕴藏的、地下所发掘的方面来，那正是更有意义的事。”
原来书法不是由艺术高下区分，而是由阶级区分的!现在的人似乎不知道，当时的观点是劳动人民脚上即便有牛粪，也比知识分子干净;农民即便不识字，也比知识分子聪明!所以“残砖断石”当然应当比上层分子的书法艺术值得重视。
从穆欣的回忆录我们了解到，高二适的文章是经章士钊呈报毛泽东主席后才得以发表的，是影印发表的，这样才不至于仅一面之词不够“对立统一”成“笔墨官司”。而毛泽东主席复章士钊的信，对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是加以引申的：这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当然是你死我活的了。很快，后来的批《海瑞罢官》，批宋江、批孔、批周公都证实了这一点。可惜这些多少都有点儿以严子陵自况的文化老人，当初是始料不及的。郭老虽然降心曲意地附和紧跟，按康生意思写了兰亭的文章，无奈因为批评过始皇帝的焚书坑儒，到后来也只好表示要自焚其书其文。而现在细读郭老否定兰亭的文章，我越来越觉得老人家的横扯和故作不知，甚至强词夺理抄袭晚清人观念等等行文方式，可能还是用心良苦。因为他最终也没像龙潜那样杀气腾腾地上纲上线。我想这同郭沫若先生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有关吧。前文我曾言及“郭老是对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人”，从这一点看来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龙潜先生文中的“有人”，不知是谁，但从康生上世纪60年代初、“文革”前的如此关心兰亭，而其后批《海瑞罢官》，也是对着北京副市长吴晗，196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兰亭墨迹汇编》，恐怕也是北京市的什么人编的，兰亭论辩的矛头大概是对着他去的。但终究因为同阶级斗争挂靠实在太困难，而且究竟难离学术，所以，几个月后便有人写目的目标更明确的文章了。
当时的大陆之外的中国学者，自然弄不清郭沫若先生何以如此这般地否定兰亭，而且国内那么多学者都跟着否定兰亭，因此撰文反驳。如徐复观先生、黄君实先生等。既然他们对郭的行文方式、片面武断不理解而据理反驳，当然对启功先生、徐森玉先生也是不理解的了。“文革”过后，国家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之风回归，国家更加重视民族的文化传承。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岂能不“感慨系之”!特别是兰亭和兰亭文化，给我们做博物馆工作的人留下了那么多的文化遗产。故宫藏兰亭文物大概不下数百种之多。兰亭传本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使我们的专业人员都望而生畏了。我讲这个问题，就是想唤起对兰亭问题，特别是兰亭文物研究的重视。
1973年是癸丑年，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举行了兰亭纪念展。在日本，不止举办了一个兰亭展。而举世收藏《兰亭序帖》摹本、拓本、临本及相关资料最多的中国大陆，彼时则还继续着否定兰亭、肆意践踏民族历史文化的运动。这些今天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其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