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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濂谈：《孝女曹娥碑》绢本墨迹之鉴定诸说
东晋 佚名《真书曹娥诔辞卷》绢本楷书 32.3×54.3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曹娥碑》既是“碑”，怎又叫它“绢本墨迹”？碑是石刻墨拓，既不可能是绢，也不会是写在纸上的墨之“笔迹”。石之与绢纸；墨拓与手写之迹，都是截然相反的两端，故而是“碑”必不是绢质，也必不会称墨迹，只有手写而不是刻拓，才叫“墨迹”。这事儿发生在传为王羲之的《孝女曹娥碑》身上，多少有些复杂而怪异。
二十多年前在日本讲学，曾专程去京都拜访日本书论界泰斗级人物、八十老翁中田勇次郎先生，他还请我在岚山风景名胜点用餐。这是第一次拜访这样级别的学术大师，与以前只在书上看老先生的文章不同，慈祥和穆、浑然天成，幸得亲领謦欬之恩，惶恐恭敬中又觉拂拂春风扑面，乃为我初次讲学东瀛时最深之记忆也。
老先生身材魁梧，在昔时身材普遍矮小的日本男士中可谓另类。他在书斋里颤颤巍巍地取出一叠大信封，正是被传为王羲之名下的《孝女曹娥碑》绢本墨迹的照片。我暗忖《曹娥碑》世间自有石刻拓本，我小时候学习小楷，学帖就有乾隆时期《三希堂法帖》收的《曹娥碑》小楷摹刻本，又知吴荣光《筠清馆法帖》亦有摹刻，后来又了解其实还有罗振玉旧藏宋拓《曹娥碑》、盛宣怀撰晋唐小楷十三种中收《曹娥碑》；还有《停云馆法帖》也曾收入。据调查，罗振玉本已由日本博文堂影印，盛宣怀本又揭载于日本书法杂志《书菀》6卷7号，又日本《昭和法帖大系》也收此碑，足见在日本，《孝女曹娥碑》拓本风行一时、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话题。在上海，民国时的艺苑真赏社也影印过宋拓《孝女曹娥碑》，只是印制技术与用纸皆不理想，品质不够而已。石刻拓本看习惯了，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惯性认识；以此看中田先生的黑白照片《孝女曹娥碑》墨迹手书，竟不禁忽然生出踌躇来了——它的来历真伪究竟如何？但面对功德巍巍的中田老前辈认真严肃的表情，又绝不敢唐突发问而已。
《孝女曹娥碑》原石久佚。绢本墨迹初被归于元初郭天锡收藏名下。在中国古代书画收藏史上，元代郭天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著名的神龙本《兰亭序》即冯承素摹兰亭，即为其秘箧中宝物，今天《兰亭序》卷后，还可见郭氏题跋。此外，晋王献之《保母志》、唐欧阳询《梦奠帖》皆入其藏，亦皆有卷后郭跋为证。郭天锡之所以会重视这卷绢本墨迹《曹娥碑》，是因为一则传为王羲之书；二则是因为他以前的南宋高宗御府收藏此卷，高宗还曾为此卷作跋；后又归权相韩侂胄，被刻入韩侂胄之《群玉堂帖》；再后又入奸臣贾似道之手，卷首还钤有“秋壑珍玩”鉴藏印。流传历历分明。而在郭氏同时代的元初，此卷竟有著名书法家收藏家赵孟頫、虞集、乔篑成、黄石翁、康里巙巙等等包括郭氏自己的跋，其中大师如赵孟頫，对之竟有“正书第一”之定位；虞集一人分别年月竟有三跋。后此绢本墨迹转入乔篑成所藏并跋，亦见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再后来，入元文宗奎章阁御府，钤有珍贵的“天历之宝”御玺，翌年再由皇帝御赐朝廷新任鉴书博士柯九思珍藏。明代递藏以后，又入清内府，乾隆皇帝深宝爱之，刻入著名的《三希堂法帖》，历嘉庆以下以至宣统；嘉庆、宣统两朝皆有御玺钤得为证，洵称清宫妙物也！
局部欣赏
虞集、赵孟頫跋
从收藏史角度看，这样来源清晰可按、流传衔接严丝密缝的收藏记录，遍观书画史上恐怕也没有第二例。一般我们追根寻源，大抵是要么中间缺一大段几百年的文献记录空白；要么有几种不同的伪本以致鱼目混珠分不清真伪递藏脉络，指鹿为马、弄假成真，乃至火焚水浸、残损不全，其例比比皆是，著名的案例如《富春山居图》之指真为假以伪作真，又如《兰亭序》之入昭陵乃至冯摹、褚摹、虞摹数本长时间纠葛不清——即使是《孝女曹娥碑》自家的石刻本，如南宋越州石氏本、古鉴阁藏宋拓本、停云馆帖本、秀餐轩帖本，乃至竟还有早至北宋蔡京之子蔡卞在元祐八年的抄写重刻本，孰为祖本孰为子孙？孰为正脉孰为支流？已经很难辨清来龙去脉了。这样反过来看《孝女曹娥碑》的绢本墨迹，倒还真可说是流传有绪，无有脱节混淆之弊者。
从元代郭天锡以下的记载，十分清晰而珍贵。但在讨论这卷《孝女曹娥碑》后，记得当时我也斗胆驰信，向中田勇次郎先生提出了我的疑虑：
一，原卷书写行字多有混杂，楷书中有正规的楷法如“孝女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旴之女也……”，堪称楷法严整。其中又有“昇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之”云云，查昇平二年为东晋穆帝时，王羲之还在世；其时写件格式，并无在卷末署年月日款的习惯，王谢其他传世钩摹遗迹也无同样例子。是为一疑。
二，昇平二年款外侧有“刘钧题此，世之早物”，后空一格，再接“吏龙门县令王仲倫借观”，又其下有“大历二年岁次己未……”一则“刘钧”一行隶意颇浓，与全卷书风不伦；二则“借观”口吻是宋元后题跋常用语，魏晋时尚无此文例。三则“大历二年”为“丁未”而非“己未”，此三项足置二疑也。
三，卷前卷后皆有“僧权”署款，倘指认为南朝梁的鉴定家梁僧权，并无实据。至于据“退之”而指韩愈、还指小草书为僧怀素，更有攀附之嫌。世间同名或字号相同者多矣，即使后人可以补填而书，想东晋昇平二年的墨迹，要同时集得唐人怀素草圣、韩愈、卢仝诸诗文大家手泽，还要整篇协调无大差异，岂可得乎？于此当作三疑。
宋高宗认为这是晋无名氏书；宋朝鉴定家黄伯思认为应该是王羲之晚年之笔，元代陈绎曾又指它为南朝后期梁陈间人书；近人欧阳辅《集古求真》更直断它是宋人伪作。中田勇次郎先生认为，它最大可能是南朝人传摹东晋人手迹，这当然也是一说。但既是南朝人先期摹得，又何能预知后来唐朝的怀素韩愈卢仝之题署名款呢？
【资料来源】杭州日报艺术典藏(发表于 2016-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