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1971年10月生，江苏高邮人。1992年获苏州大学文学学士，1997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2004年获南京艺术学院文学博士。2006年-2010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2008-2009获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 所颁研究奖金，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访问学者。现为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教育厅“青蓝工程”学科带头人培养对象。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学术部主任，江苏省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协会员，沧浪书社社员。

在《文献》、《读书》、《艺术史研究》、《书法丛刊》、《书法研究》、《中国书法》、《中国书画》、《美术史与观念史》、《新美术》、《（新竹）清华学报》、《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著有《王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张怀瓘书学著作考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郑簠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7）、《篆刻学》（合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等。获全国七届书学讨论会一等奖（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二等奖(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十一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已完成第十届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王铎与晚明书法》，目前主持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王宠研究》。

临池20余年，广学汉魏以来碑刻法帖，擅长行草、隶书。多次参加全国重要展览，全国七十年代书家提名展，沧浪书社作品展等，曾获江苏省青年书法篆刻展银奖。创作成果为《中国书法》、《中国书画》、《中国书道》、《艺术文献》、《书法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等专业媒体介绍。参与组织“请循其本——古代书法创作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学者书家作品展”(南京， 2009：12)、“达其情性——六元学社作品展”（南京美术馆，2005：5）等。

 

附：我的几位大学老师（文：薛龙春）

我学书法非常偶然，尽管小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学过几年柳字，中锋悬腕，藏头护尾，也像模像样，但因不明其理，终无快乐可言。我那时还在做文学青年的梦，更准确的说，我梦想成为一名诗人，诗人的忧郁气质让年少的我着迷不已。
稚子生涯浑似梦。在懵懵懂懂中，17岁的我很不得志的考到苏州大学中文系。那是一所不太出名的大学，我对自己非常失望。我的写作老师叫刘元蓉，40出头，是个四川人，中文系四才女之一。她是个开朗而有爱心的人，对我也一直十分嘉许。我的很多作业她都乐意在修改后帮我拿出去"投石问路"。但我们班的课还没有结束，她却十分不幸的患病辞世，记得当时我还有一个短篇手稿在她身边。送她的那天，灵堂挂的一副挽联，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天道不公平曾几何三歌薤露，音容宛在凭谁问一片童心。她的英年早逝让我悲伤不已，我曾经想写篇小文来悼念她，可是总觉得言不尽意，文学并不是最直接的表达方式，起码对于我而言是这样的。也就在那时，我突然对写作失去了兴趣。
正在仿徨的时候，我遇到了对我影响至大的华人德老师。他的言传身教至今萦于胸怀，时刻鞭策着我。华先生在图书馆工作，平和中透出威严，一起学写字的朋友在他面前无论如何也不敢侃侃而谈，他会随时指出你的错误，一点情面也不会留。先生书法从碑学，习用长锋羊毫，但我在校四年，从未有机会见他挥毫，他每次看我们的字，也不加臧否，只是告诉你一个大概的努力方向。他主张字要有书卷气，格调要清，不能光学漂亮字，最忌讳浑浊粗恶；不能老学唐碑，要花力气研究汉魏碑刻；学隶书或墓志，不能取巧，要写得生拙，但又不能以抖颤为得趣。他还不断强调，学书法的同时，相关学科的水平要同时提高，比如文字、古代汉语、古典文学、历史乃至民俗学等。华先生当时任学生书法社名誉社长，他不仅赠送给我们作品和图书，还就图书馆之便，让我们分批去特藏部观摹馆藏汉魏碑刻原拓，使我眼界大开。先生还督促我们扩大阅读面，我第一次读《语石》，就是他亲自到闭架书库帮我借的。
虽说只是课余的爱好，但我后来发现书法是最适合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人总会通过某种途径展示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对此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品味人生。这么说并不代表我对金钱什么的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我只是说，书法给我的快乐是别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我不敢奢谈什么陶冶性灵，但面对笔墨却是我最真诚的时候。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南京一家企业工作，南京没有任何朋友，工厂也没有任何图书。我很苦恼。那一阶段，华先生常写信勉励我通过自学取得成果，一方面，告诉我朋友要择善而交，“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另一方面，书不多，可以精读一些，不必贪多，字却要勤练。我至今保存着在工厂两年间华先生给我的大量信件，暇时展读，如同亲聆叩教。
1994年，我考取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书法史论的研究生，指导老师是尉天池先生。尉先生奉行“因材施教”，从不强迫我走什么样的路子，只是提醒我无论临帖还是创作，要灌注自己的感情，以情挚笔，不能无动于衷，无病呻吟。先生豁达风趣，从不故作高深，有些道理经他娓娓道来，顿觉深入浅出。他特别注重传统，时常指出我的行草书结字的罅漏，有时一边讲解，一边为我做示范，他给我临摹的大篆、北碑、王字、王铎有厚厚一摞，但他从不希望我做他的“影子部队”，告诫我要表现自己的气质和情性。他一直说我的字气息很好，不要受外界流行字的影响。我的性格属于既不张扬又不渊默的，是一种有节制的表现，所以我也较心仪那种“动若脱兔，静若处子”的境界。华先生静雅收敛，尉先生激越洒脱，他们成就了自己的风格，但都是我做不到，或者是做到了也毫无意义的。我明白不由情性，必乏神采有道理，而各人性情又是天生的。勉强不得。因此，无论别人怎么说，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消化、过滤、吸收才能真正有所得。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就是这个意思。研究生的毕业展上，尉先生在前言中写道：“我与龙春师徒授受，而面目迥异。”我觉得这是先生对我最大的褒扬。
在南师读书期间，马土达先生是我的篆刻老师。事实上，先生于书法亦自成一家，他推崇“气盛言宜”，以为技由心付，得气方能得势，乘势而行，自能无往不利。因为喜欢先生的印章，进而喜欢他的书法，然先生之逸气勃勃，亦非学而可致。古人说，虽在父兄不能移子弟，就是说，每个人必须发现、完善自己的长项，见贤思齐虽不失为激励自己的座右，但自我意识的缺位必然导致一事无成，于师辈的作品，只能心羡其能，而不必心追手模。这是我与马先生交往中最深刻的体会。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找了份报馆的工作。一直关心并诲我不倦的辛尘先生很遗憾的对我说，你一毕业就成了业余的了。他更倾向于我在学校或是书法类杂志工作，觉得那样不致离书法太远。我明白他的好意，因为环境往往会改变一个人，泡在一个气氛浓浓的圈子里，无疑对自己是一种极其有益的熏染和督促。但是一切并不由我决定，吃饭还是要紧的事。业余学习使得我投入的时间总不能得到保证，许多要做的事往往只是开了个头就不得不丢下了，但我学会从局外人的角度来静观默察当下书坛，眼光也逐渐开阔起来。我总是想，一个对书法如何面对现代社会从未加以思考的人，我难以想象他的作品能创造什么奇迹。确实，不可能每个人都幸运的进入书法史，但如果对此没有追求，我不知道他的努力意义何在。当书法就蜕变成了自娱自乐的工具，谁都无话可说。
一年前，我有幸再次回到学校，从黄惇先生攻读美术学博土学位。先生治学勤奋谨严，且以此为乐事。同学前趋请教，皆耐心询问课题展与心得，而不及其余。若某生无语相对，必大声呵斥。先生常说，光练字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一辈人条件空前的好，必须坐得住冷板凳，刻苦读书，学问与创作水平同时提高，否则将来肯定要遭淘汰。
尝见先生授课，讲述数十年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元明清三朝书史资料随口道来，如数家珍，虽口干舌燥，而一座茫然。也许先生心下是颇为失望的，但在课堂上他永远不惮其劳。先生从帖学，于训练方法多有独见，甚至连纸笔之捡择亦十分讲究。他上创作课最吸引人，往往会有许多其他班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来听课，先生皆一视同仁，倾其所有。我的同学中，有许多比我年轻而创作水平远在我之上的，我想，除了个人先天的资质外，黄先生的教学法一定起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也有了这样的机会，除了努力还能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