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邻近新街口的一家小酒馆里，酒正酣时，被薛氏提出一个为他在蒂嘉兄的《中国书道》上写一篇评介文章的要求。
我最初的反应是想推托了事，原因是——对于薛氏，太熟悉了!反恐无话可说。否则，两人一直互相“谩骂”至今，与他多年的交往，真可谓是一通谩骂史。忽地让我掉转矛头，为他做秀，多少有点不自在。然而转念又一想，以前与他沟通一直是限于口头形式，今日改用书面形式来表现他，应该也有些意思。
说起薛氏，得承认，在我的朋友当中，他是最称得上“耳聪目明”的人。机敏、善辩而又热心肠——他往往在用急风骤雨式的雄辩彻底地摧毁你的心理防线之后，还能让你清醒地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当然，还得承认，他的“谩骂”是有着“艺术”的品格的。在我的朋友当中，薛氏是写文章的第一把好手，出手快，立论高。这有赖于他在大学本科期间打下的良好的中文底子，还有敏锐过人的理论思辨能力。读的书多了，加上资质好，下笔自然不凡。这种能力在他的关于张怀瓘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被很好地反映出来，对于他的文字，我每遍读过，都有收益。
在创作问题上，是我们争执最多的地方。薛氏认为：一个人学问做好了，最后定能写好字，这我当然不能苟同，艺术与学术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必然”。比较而言，艺术求“美”，学术尚“真”，一“情”一“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不过，我在否认“学问”对“写字”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并不完全否定“学问”对“写字”会起的作用。在薛氏身上，这种情况显而易见，出色的理论思维指使着他对古法的抉择取舍，从而更深入地贴近了传统。这是薛氏理论导引下的薛氏实践模式——由理论的思维升腾为艺术的光辉。
话说回来，虽然在观念上与薛氏稍有出入，但我却坚信他即便做不好学问，也是能写好字的。具备了敏锐的艺术感觉，又有着“汪洋恣肆”的性情，怎会写不好字呢?有才而不逞才，钟情而不纵情，扎扎实实地甘于在传统中做着基础的功夫，这在当今书坛的青年中应不多见了。在这里，我倒更愿意用“厚积薄发”的意思来理解薛氏关于“学问”与“写字”那句话的含义。
薛氏平日婴于物务，是个忙人，于著述于创作都是见缝插针地进行，好在他是个快手，竟也影响不了“质量”。最近见到他的一批作品，小手札写得轻松自如，颇有韵致，大竖幅精神灿烂，气局更觉得宏阔，整个的技巧、气息都有很大的提升，这当是他善于自省、精勤不懈的结果。我总觉得，一个人从艺的成就，撇开社会等其他条件，单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聪明”，决定其进程的速度；“慧根”，决定其最终的归宿。前者反映从艺者的能力，后者说明了一种缘分。譬如让龟兔来赛跑，对于龟来说，兔子的跑速无疑是遥不可及的，但如果兔子偏离了跑道，或竟往相反的方向跑，则其速愈快，距终点也就愈远。再譬如，我们平常生活中，一个人做其他事总不见得好或很好，而偏于“某事”做得特别好，或竟天生一辈子只适合做“某事”。对于“某事”，这种人便是慧根独具者。龟兔赛跑的例子说明了：光凭“聪明”是不行的。但倘若是一个既“聪明”又有“慧根”的人，那就肯定比其他人更先到达终点，因为他跑速更快，方向更准确!
薛氏便是这样一位“聪明”与“慧根”的兼具者，对于“终点”，比起其他人来，他日的“先达”便是情理中事了。

文：张小庄　　

本文刊自《中国书道》杂志2003年总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