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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位大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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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在邻近新街口的一家小酒馆里,酒正酣时,被薛氏提出一个为他在蒂嘉兄的《中国书道》上写一篇评介文章的要求。
我最初的反应是想推托了事,原因是——对于薛氏,太熟悉了!反恐无话可说。否则,两人一直互相“谩骂”至今,与他多年的交往,真可谓是一通谩骂史。忽地让我掉转矛头,为他做秀,多少有点不自在。然而转念又一想,以前与他沟通一直是限于口头形式,今日改用书面形式来表现他,应该也有些意思。
说起薛氏,得承认,在我的朋友当中,他是最称得上“耳聪目明”的人。机敏、善辩而又热心肠——他往往在用急风骤雨式的雄辩彻底地摧毁你的心理防线之后,还能让你清醒地觉得: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当然,还得承认,他的“谩骂”是有着“艺术”的品格的。在我的朋友当中,薛氏是写文章的第一把好手,出手快,立论高。这有赖于他在大学本科期间打下的良好的中文底子,还有敏锐过人的理论思辨能力。读的书多了,加上资质好,下笔自然不凡。这种能力在他的关于张怀瓘的硕士毕业论文中被很好地反映出来,对于他的文字,我每遍读过,都有收益。
在创作问题上,是我们争执最多的地方。薛氏认为:一个人学问做好了,最后定能写好字,这我当然不能苟同,艺术与学术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必然”。比较而言,艺术求“美”,学术尚“真”,一“情”一“理”,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不过,我在否认“学问”对“写字”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并不完全否定“学问”对“写字”会起的作用。在薛氏身上,这种情况显而易见,出色的理论思维指使着他对古法的抉择取舍,从而更深入地贴近了传统。这是薛氏理论导引下的薛氏实践模式——由理论的思维升腾为艺术的光辉。
话说回来,虽然在观念上与薛氏稍有出入,但我却坚信他即便做不好学问,也是能写好字的。具备了敏锐的艺术感觉,又有着“汪洋恣肆”的性情,怎会写不好字呢?有才而不逞才,钟情而不纵情,扎扎实实地甘于在传统中做着基础的功夫,这在当今书坛的青年中应不多见了。在这里,我倒更愿意用“厚积薄发”的意思来理解薛氏关于“学问”与“写字”那句话的含义。
薛氏平日婴于物务,是个忙人,于著述于创作都是见缝插针地进行,好在他是个快手,竟也影响不了“质量”。最近见到他的一批作品,小手札写得轻松自如,颇有韵致,大竖幅精神灿烂,气局更觉得宏阔,整个的技巧、气息都有很大的提升,这当是他善于自省、精勤不懈的结果。我总觉得,一个人从艺的成就,撇开社会等其他条件,单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聪明”,决定其进程的速度;“慧根”,决定其最终的归宿。前者反映从艺者的能力,后者说明了一种缘分。譬如让龟兔来赛跑,对于龟来说,兔子的跑速无疑是遥不可及的,但如果兔子偏离了跑道,或竟往相反的方向跑,则其速愈快,距终点也就愈远。再譬如,我们平常生活中,一个人做其他事总不见得好或很好,而偏于“某事”做得特别好,或竟天生一辈子只适合做“某事”。对于“某事”,这种人便是慧根独具者。龟兔赛跑的例子说明了:光凭“聪明”是不行的。但倘若是一个既“聪明”又有“慧根”的人,那就肯定比其他人更先到达终点,因为他跑速更快,方向更准确!
薛氏便是这样一位“聪明”与“慧根”的兼具者,对于“终点”,比起其他人来,他日的“先达”便是情理中事了。


 

 

文:张小庄  

本文刊自《中国书道》杂志2003年总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