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书法受容史
作者： 西岛慎一

说明：本文转自北大书法艺术网 http://shufa.pku.edu.cn/view.asp?Class=24&id=1832。

    我叫西岛慎一，今天想跟大家讲讲日本怎样接受和传承了中国的书法。讲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日本为主语或是主体，从日本角度出发来探讨，另一种是从中国的角度或者是以中国主语或主体来探讨，今天我是以中国为主语来探讨。

    所以我今天要向大家说明的问题，一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过程，从中国流传到日本。中国人到海外，他们西方或者是欧洲国家，经常都会问，你们为什么不写日本的书法？我今天要向大家说明这个理由或者原因，通过基本提纲来进行比较详细的说明。

一、汉魏南北朝时期

    日本最早是没有文字的，日本最早的文字是汉字。汉字就是日本最开始的书法，也是接触到中国的文字或者中国的书法，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的书法开始于中国的书法或者汉字。大家知道《后汉书》里“东夷传”中的倭人——“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印绶”……这里记载了中国向日本当时颁发过金印，这个金印就是现在能查到的、最早的、关于日本接触到中国文字或者书籍方面内容的记载。

    在此之后，在日本一些地方经常能够发掘到汉的钱币，有人大概在这些地方经常掘开坟墓，发现了这样一些钱币。这大概是我们所能见到的仅次于前面金印的见证 。 根据日本的历史记载以及汉代的一些资料，现代能见到的最早史料就是出土的中平年间（184-189年）铁刀金嵌铭。东大寺古坟出土。“中平口口五月丙午造作支刀……”这个铁刀上面有一个金镶嵌，金镶嵌上有一些文字。

    这是魏景初三年（239年）画文带神兽镜铭。“景初三年陈是作铭……”。 魏的时候，正好在日本有一个女王卑弥呼，跟中国联系非常多，她曾经亲自到过中国。当时的魏书里面有记载。《魏志·倭人传》：“景初三年，赐亲魏倭王金印紫绶、铜镜百枚……”魏皇帝当时曾经赠送给他们一百面镜子，现在日本许多地方不断出土魏时代的镜子，例如魏正始元年（240年）四神四兽镜铭。除了当时有记录的魏赠送给女王的礼物之外，在日本各地尤其是日本的西边离中国近一点的地方，其它如吴赤鸟元年（238年）四神四兽镜铭等镜子也不断出土。

    当时，直接从日本跟中国船的来往也有，通过朝鲜的交流也有。比方说百济泰和四年（369年）七枝刀铭，比较明显是当时朝鲜的东西，现在这个东西在日本的寺院，说明当时的交流是非常广泛的。朝鲜半岛当时也没有年号，也是运用中国当时的三国年号。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渐渐广泛，大概到这个时候就不是直接从中国输入进口，而是在日本生产或者制造一些有铭文的青铜器或者是铁器。 当时日本没有文字，但是不能说没有文字就没有语言，他实际上有语言，他们的发音和中国肯定不同，没有文字但是有语言。大家都知道，许多少数民族也是这样，有语言而没文字。日本从中国进口中国的文字，配上他们的翻译，这个很重要的最初史料是刀的铭文和镜子的铭文。从铭文的内容来看，现在可以知道，当时日本来组织的这样一种文字，不是汉字的原文。

    我们稍微往前说一下，这些拓片大概是七世纪的时候日本遗留下来的，以上我国的产品，应该说能够确切的考证，证明以前这部分真的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东西，后面这部分实际上是后人造的。 这件东西是当时朝鲜岛百济的，大概相同的时间，那么如果相比一下，就发现他们用笔结构都是相似的。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标记，像这样的字，这个是南北朝时期的运动，这种字的字形有当时南北朝字形的专有特征，这几件实物就能够证明跟朝鲜半岛的交流。但是在这个之后，日本存下来的一些文物基本上都是直接跟大陆来往， 很少有通过朝鲜半岛的。

二、唐宋时期

    八世纪的多胡碑（和铜四年，711年），就是介绍日本书法是从中国直接引进，或者直接吸收中国书法的最早一个例子 。道光十九年，叶志诜的《安馆金石文字七种》（日本残碑双钩本一卷）里面记录这件碑的记录，当时是双钩本，后来是杨守敬给他重新复刻，赵之谦曾经临过这件东西，上面写的是日本石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件文物在日中的交流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赵之谦能临的话，说明这件东西的书迹或书法价值很大，或者说这里面的书迹跟我们当时的南北朝这个作品的风格相似，那么遗留下来的金石，尤其是这些刻碑，在这个时期也证实一些直接的文字记录。

    现在日本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件文字作品，就是当时“光明皇后”（701-760年）临王羲之的那一本《乐毅论》（天平16年（744年）10月3日藤三娘书。唐天宝三年）。这件东西在历史上或者说书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光明皇后应该是一个很了得的人物。

    日本有一个叫正仓院，原来实际上是做历史文物收藏的，相当于一个博物馆，历史上好多文物都藏在正仓院，光明皇后的丈夫非常喜欢书法，她的丈夫死了之后，她把她丈夫的很多书法遗迹都放在正仓院。这有一个记录，里面除了他丈夫写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多王羲之的东西。这个是当时的藏在正仓院里面的目录一部分，这里面写的是“拓王羲之书法二十卷”——天平胜宝八载（756年）6月21日奉纳，东大寺献物帐、国家珍宝帐。这上面写的是，在将军王羲之草书卷第一。很遗憾的是，现在正仓院只有这一个目录，没有实物。但是大家一直认为有可能是从正仓院传出来的。

    还有一件大概大家很熟悉的大小王真迹书一卷——天平宝字2年（758年）6月1日奉纳——这两件在当时就是正仓院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鉴真和尚东渡，鉴真和尚六渡扶桑，五次失败，第六次终于到达日本，在他带过去的这些遗物里，有记录说是王羲之的作品，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当时他带过去的这件王羲之的真迹呢？现代很多日本的学者是这样分析的，在 正仓院里面有这样的王羲之字的临书，在当时日本非常重视这些临书，当时非常盛行佛教，培养了很多写经僧。这件东西是当时写经僧练习书法的时候写下来的，当时这里面也写下了，这是现代日本正仓院留下来的当时一滴墨——正仓院藏墨，华烟飞龙凤皇极贞家墨（阳刻）。

    我们写的是则天文字，当时正仓院写的王勃诗序文里面有许多当时武则天创造的一些文字——正仓院王勃诗序，庆云四耳（707年）7月26日，下道圀胜。则天文字13种。（圀即国字，则天文字）圀依母夫人骨藏记。和铜八年（708年）

    刚才已经说了，日本是借用中国的汉字然后予以注音，那么象“王羲之”念的时候就念“Teshi”，这两个字现在又重新反过来写成汉字的话是什么？就是 “手师”，这两个字念“Teshi”。王羲之念成“Teshi”，是因为王羲之是书圣，书圣的话就必须是用手写什么东西的老师，所以“Teshi”这两个字的发音说明了日本人非常崇拜王羲之。如果再往后说的话，隋唐时期日本有公费留学生，也有自费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当时这些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之后，带走了很多的中国文化和书法，最有象征意义的两位书法家，一个是最澄——（767-822年）贞元20年（804）入唐、《传教大师将来目录》大唐石拓13种；另一个是空海——（774-835）贞元20年至玉元和元年（804-806年）在唐学习。

    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写经，大部分都藏在正仓院里，还有三十多本能够传到现在。遣唐使制度大概在大约9世纪的时候在日本就终止了，终止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唐代社会自然比较混乱，社会已经比较走向末落，另一个呢，就是那些学生在中国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字书法还有其它的文化，他也有自信来传承中国的文化，所以这个制度到就结束了。

    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王羲之的临书临帖，是当时叫藤原行成的人写的——藤原行成监王羲之书12帖。他临的这个作品现在还有原本，要是仔细看的话，虽然是王羲之的临帖，好像稍微有点日本自己的风格。对照一下的话，这个字相对来说比较柔和，好像更体现日本的一些性格或者说是日本人风格。这里面大概有十二件王羲之的帖子，中国的法帖里面只有三件是有记录的，剩下的在中国也没有记录。把这三个帖跟这件临本的临书来对照，可以说很忠实，虽然说笔法稍微柔和一点，但是相对来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这几帖应该是当时王羲之真实的这些帖。藤原行成他有《権记》，就是他平时的一个日记，他每天都写日记，日记也流传下来了， 这里面经常都能看到他当时从谁那儿借了王羲之，进行了临书，这是当时的记录。

    宋代大家也同时影响着日本。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苏东坡和黄庭坚自身就跟禅宗有相当的关系，在中国，学禅宗和尚字的人很少 。在当时张即之对日本的影响也是非常大，像张即之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宝佑元年（1253年））等很多作品，现在影响很大。

    日本当时一直非常重视茶道，很多作品都是跟茶道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在日本一直流传到现在都是非常重视。很多东西在中国失去了它原有意义，都已经找不到了，相反，在日本，这些作品尤其是和尚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宋元也许可能不是顶级的，但是我们研究宋元基础书法的时候，这些就成为当时的最主要的，应该说是在中国不太好找的一些史料。

    更主要的是还有圣一国师，这是在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和尚，他到中国留学以后带回去的很多当时的拓片，这些东西全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日本，不是简单描本，是当时的整拓，就是这样都给裱好的，现代还留着。圣衣国师回到日本的年代，已经非常明确知道是宋淳佑元年（1241年），这些拓片可以证明是1241年以前的塔片，明确知道这是宋拓本的史料，现在世界上除了这个之外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研究宋拓本的最重要史料。这些拓本拓的方式非常有特点，不是我们现在做一个拓包在墙上打，大概像这么个布团子，里面可能也许是棉花或什么。

三、明清时期

    在十八世纪这些商船里面，日本贸易的商船里面大概有将近一半的货物实际上是书籍，书籍里面实际上有一半拓本类的。现在流传下来有当时一些商船的记录，非常明确地记录下了当时这些版本——写什么样的拓。大家都知道，书籍里边有思想，那么德川幕府就非常警戒，担心思想流入影响自己政权，他们对外界尤其是基督教非常警戒心。

    在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有相当多西方传教士到了中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非常流行。在这方面要谈到的是《程氏墨苑》，《程氏墨苑》前面的序文是以基督教的内容为题材的，在当时日本，像这样的东西是被禁止的，日本传世的这些《程氏墨苑》里，这个序文是被切掉的，以基督教题材为内容的都被裁掉，当时对这些进口的书籍做了非常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们太重视这个东西。

    拓本里面以 “法中”为主。当时在中国流行这些法帖，基本上都传到了日本，在其中一艘船的记载里面，说赵孟頫《归去来帖》500部、董其昌《归去来帖》420部，跟刚才说的禅宗书法流往日本不太一样。这个时期主要是通过印刷宣传或者进口中国的方式。后来黄檗宗他们传到日本的书法以明清为主，主要是文征明和董其昌。

    当时明代灭亡以后，他们有很多人都逃到日本去的，其中有一个叫朱舜水，应该是一个皇族。当时带到日本的这个《画禅室随笔》，大家都知道是董其昌的著作，在日本出版是1840年。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读中文的技术比较弱，所以在印刷的时候做了标点而且做了读法。读的标记边写着1、2，这个都　是倒着读、顺着读的标志。在日本，有历史记载的中国书论，应该是以它的出版为最早的。当时不只是书法家，其实画家们主要读的也是这本书，主要是学董其昌风格的人非常非常多，当时中国的船只大量地带来一些拓片，尽量如此实际上数量也是不够。

    那个时候《淳化内阁帖》（10卷，1750年刊）在日本被重印五次，目前知道的是1750年最早被出版。在江户时代，出版记载有三次，第一版是1750年，之后还有1840年，还有1794~1798年开始的第三套，仔细翻开看的话，拓片应该说不是很好，甚至不能算是拓片，实际上应该是印板了——就是在木头上把这个字刻好之后印下来的，所以日本人称这个为印刷版，因为不是由正规的方式来拓的，所以拿这个和中国的《淳化内阁帖》来比较，好多地方都不是很忠实。

    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者叫西川讼迟，他对这些东西做探讨。他研究中国这个拓片的方式，因为没有中国人教，他也没有办法到中国来学，所以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自己研究，终于知道了怎么弄出拓片作品。他研究的时候，把中国传到日本的拓片放在水里面洗，墨洗净后，纸上留下来拓的时候的那个轮廓，他才发现拓是通过这样打出来的。

    美国曾经有一个学者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日本人像奴隶一样学习中国文化，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为什么会喜欢中国这些东西？其实在日本，当时非常流行中国的文学。大家看看，这边是《东坡题跋》，这是《三国题跋》，在日本两个编在一套出，很多学子都需要读这样的作品，作诗、呤诗在日本也非常流行，都要通过它们来学习。这就像写中国的诗歌，就必须像中国人一样学中国书法、画中国画，这是日本的一种学习方式。当时日本人称之谓唐诗。在日本很多词以“唐”贯名 ，只要一贯名“唐”就知道是中国的，比方说辣椒，日本人叫“唐习子”，就是我们的辣椒。

    从研究出了中国拓本的方法之后，日本出版逐渐走向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在日本出现过两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一个叫韩天寿，一个叫岩田健文。韩天寿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做了集帖37卷，出版了二百种左右。其中像《曹全碑》这些也都在这里，岩田建文的《淳化内阁帖》则比原来的那套精确得多。

    韩天寿（1727-1795年）是伊势松阪的人，他因为家里非常富有，作了这个集帖。他自己认为是因为喜欢玩，可是这个集帖把他相当于百分之一的家产给消耗掉了，是相当大的一笔钱，这集帖到现在还存在。现在去研究当时的刻版，就知道它们非常精细，逐渐地日本人喜欢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字帖，之后逐渐地开始接触到篆书和隶书。一开始是明代的隶书。大家都知道，明代的隶书看起来有点怪怪的样子，就像文征明写隶书一样，《曹全碑》的出版改变了大家对隶书的印象。

    像《隶辩》（日本版、宽政四年（1792年刊）二卷）、《汉隶字源》（四册（1804年刊））在日本都被篡改过。除了拓片之外，也有很多篆书可以出版，有相当多的真迹也传到了日本。当时董其昌作品非常多，但是当时作品的真假其实也都难说，当时的和尚拿来日本的作品似乎还比较好一点。这些大量传到日本的书法作品实际上是明末清初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日本也是儒教国家，他们的儒教思想也是非常重的，像王铎这样的被称作是“贰臣”，其实当时在日本也受到过歧视，张瑞图也有过很多不好的评价。那么他们的字在日本虽然有很多人喜欢，但是从心里也对他的人品有一种厌烦。现在说起来很奇怪，有一个日本的大文豪非常喜欢张瑞图的字，但是他不喜欢张瑞图的人，所以他想学张瑞图的字，可是又很讨厌张瑞图的字跟自己的字搁在一起，所以他把张瑞图的字搁在桌子底下，一边看着张瑞图的字，一边写。可是在那个时候，有收集张瑞图的风气，其中有一个人曾经收集八十多种张瑞图的作品，因为大家都不喜欢张瑞图，说怎么你收那么多张瑞图啊？一说起来，心里面很不以为然。

    大家也许以为，日本喜欢明清时期的书法是甲午战后，一般都是那样认为，其实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明清书法大量传到日本并引起人们喜爱，大概在十八世纪后期已经大量出现了。《园山胜会图录》（明治8年（1875）年展出475件）里面做了很多记载，当时日本社会整个文化风气跟江户时期应该没有太大区别，在京都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协会。当时的中国书法要做展览，这个展览里有图录，就是《园山胜会图录》。稍微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目录里面当时展出的有475件，黄道周10件、王铎5件、倪元璐3件、张瑞图7件、米万钟3件、傅山1件，所以量非常大。所以现在日本这些人的作品非常多，明清之际的大家作品，从它的装裱格式来看的话都是江户末期或者说明治初期的装裱，可见就是当时传到日本的。

四、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变化

    我们现在讲到日本明治时期，到明治为止，日本文化的气息都有中国书法或者是中国的文化的气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整个文化体系又开始吸收西洋文化，就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了，这个时候中国书法在日本的状况开始有所转变。

    从明治维新开始，受西方文化影响，西化的东西开始进入日本，日本人对书法的认识、作品的创作，包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接受也都开始转变。我想今后会有这样的机会再给你们解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书法在中国的受容。

    到了明治这个时期，日中间的交流就更广泛了，因为那时已经有汽船了，以前划帆船来回需要几个月，这个时候来往就非常广泛。同时，直接接触中国书法或者中国书法家的机会就增多了，这个时候中国也开始介绍日本。这期间主要有叶志诜（1779-1863年）——多胡碑、潘祖蔭（1830-1890年）——日本金石年表 、付云龙——日本金石志（光绪15年） 和杨守敬（1839-1915年）——邻苏園帖 。

    潘祖蔭他们都其实都没有到过日本，付云龙曾经做为中国大使馆参事官到过日本，他不光研究日本的书法，同时也研究日本社会状况，都做过记录和介绍。杨守敬大家都很熟悉，他带了很多的拓片到日本，同时也在日本收集了很多史料、资料，拓片回到中国，他的文献有很多。

    我们今天大概地做了一个简介，日本的书法的受容，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刚才谈到日本的书法到明治维新为止，是纯粹的中国思想；明治维新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了之后，日本的中国文化后来发生了变化，除了日本自身原因之外，还有中国书法本身、包括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

    康有为有一本书《广艺舟双楫》，曾经跟留学生也探讨过中国的传统书法思想，他分别进行了批判，或者说他有自己重新认识中国书法的一套思想。

    今天，中国书法不再仅仅是中国的书法，而应该放到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考虑。并且，中国书法会受到西方思潮、西方艺术、西方文化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现在印刷突飞猛进，资料也很多，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应该在你们脑子中有一个印象。在这个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我们对我们的先辈，包括我们的文化、我们先辈写下的这些理论，通过对他们的学习，我们重新反思，思考我们现代的中国书法。

    在今后中日双方，不仅是中日双方，还包括朝鲜和韩国，还有其他国家，在以中国书法为中心的不断生热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有一条一定要值得我们去想，去反思，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要有什么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方针，指导我们的书法。

    我刚才再三提到的，没有思想，应该说就没有文化，就很难进行文化交流。如果我们再三地去认识日本书法，我们就会看到，日本书法中间有很多断层，这些断层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所以，我们需要文化，需要思想。

附录：五、讲演问答

问：我想问一下西岛先生，你们日本人对当代书法的现状有什么的看法？
西岛：我觉得，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好像看不到指导思想和指导原理。

问：请问西岛先生，您认为自己的书法有没有一种指导思想，您认为中国当代的书法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理念？
西岛：我不能代表日本的想法，我只是代表我个人。对于中国书法，如果我们要去认识的话，至少有一条很重要，不能以西方的思潮来看中国文化，这是第一。第二，从日本战后五十年的书法的发展来看，可以说，走西方思潮的是一种失败。
大概在日本战后的五十、六十年代，日本书法家曾经跟美国的现代抽象艺术家们进行了很多的交流。那么，像克利(Klee，1879—1940年)和米罗(Miro，1918—1922年)这样的西方艺术家，他们对中国书法曾经有过相当的兴趣。他们对中国书法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想解决“线性”的表达方式，所以，只是利用了中国书法。 那么，相反很多人追随克利、米罗，学了这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书法创作，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基本。虽然我们也可能说这是一种失败，或者说是一种不好的尝试，但是我们让他们认识到书法的重要性，让西方人认识了中国的书法。通过这种方式，在西方形成一种对中国书法学习研究的风气。特别是像美国对中国书法学习研究的一批学者们，他们提出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他们提出的好多观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不管是欧美东方系的研究者还是其他的西方学者，有相当的数量开始对中国书法进行研究。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我们的传统书法，而不是现代书法。艺术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它的土壤。中国的书法有中国的土壤，中国的书法历史。所以，只有在中国的书法史的基础上之上才有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书法。当然，五十、六十年代日本在跟西方的交流过程中，日本的书法家和画家们从中受益。比如说，我们看传统书法，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不看它的结构。但是，日本的近现代书法和中国的近现代书法相当部分首先考虑的是，这个画面怎么构成怎么布局。其实，这个不是中国的理论，也不是日本的理论，而是西方的理论。比如说，我们还注意到墨的研究、墨的颜色的研究等其他方面的研究，日本人在跟西方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得益于此。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问：日本、韩国的文字大部分都来源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很深厚历史的传统文化，这种情况首先在日本受到西方的影响，然后在中国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对中国冲击很大，中日两国的艺术有什么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借用“凤凰涅磐之再生”，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认识和方法来弘扬传统的文化？
西岛：实际上，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可以用“表现主义”和“教养主义”来回答。我一直跟随西川宁、青山杉雨两位先生，和这两位先生有很多的交往。他们代表了日本现代书法的最高峰。这两位先生到他们去世为止，到底是选择表现主义还是教养主义，他们没有结论，到死也没有。西川宁12岁就可以作汉诗，他的汉文化功底可以说不差于当时任何一位中国的学者。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不纯粹地单取教养主义，而经常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来创作书法。青山杉雨先生是西川宁的弟子，他没有西川宁那样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功底，如果仔细分析他的作品的话，我们可以更多的看出，他的作品里有更多的表现主义因素。但是，即便如此，也隔不断他对教养主义的追求。现代中国的很多学者，他们的知识恐怕很难和西川宁相比，不一定达到西川宁的水准。当然，日本也是如此，也包括我在内，可以说日本的书法家没有一个。即便像西川宁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功夫如此之深的人，也犹豫、徘徊于教养主义和表现主义之间。像现在的中国书法，绝大多数都徘徊于教养主义和表现主义之间。在徘徊过程中，怎么样确立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诗心”，内心的世界。

问：请问日本假名书法有什么特点？
西岛：从某种程度上说，假名书法是很成功的，因为假名书法在日本也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在11、12包括13世纪是日本的文化的主流。至于它流传到现在该怎么看，需要继续去研究。假名书法只是在宫廷很小的范围内，有着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和土壤。那么，这种情况下，假名书法是非常重要的表现方式。至于现在我们怎么看它，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问：您认为手岛右卿先生和井上有一先生在书法探索上是成功的吗？ 西岛：这两位是日本书法的大人物。手岛右卿、井上有一是百分之一百的表现主义，他们把教养主义给扔了。好的地方当然有了，但是我认为，书法的美是它的历史美。书法有隶书、楷书、草书，在这种历史演变过程中培养了我们中国人的书法美感。如果把教养主义给撇开，那他的书法就没有历史，没有历史美。也可以存在手岛右卿一个人，也可以存在井上有一一个人，但他们是不是书法史上的人物，现在还不能确定。美国有一个现代抽象画家叫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就是倒油漆的波洛克创作的作品在美国也得到公认，他创作的时间非常短，前后大约有十年。他把油漆颜料到在画纸上作画，他一夜成名。但是很快就消失了，他自杀了。你说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谁能说得清呢？

问：请问您怎么看二玄社？
西岛：我从二玄社引退了，二玄社是不赚钱就不做的，自从我隐退了之后更是如此。

主持刘正成：西岛先生给我们讲了江户晚期和明治时期中国明代书法家在日本很有影响，其中就包括王铎。张铁林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件王铎的作品，我想请西岛先生来评点一下这件作品。
张铁林：我念一下王铎作品的内容。“东崖双桂，苍然数百年物，根石骨如铁。持《阴符》坐于其下，清风时拂衣，不知五池馆笙歌矣！ 王屋老年兄社坛。壬申夏。王铎。”
西岛：我看到临王铎的作品比较多。王铎写自己的文章，书法本身写自己文章是比较少的。王铎的书法是草书就是草书，行书就是行书，这样的作品比较多。这件书法作品里既有行书也有草书。如果分析的话，这件书法有非常有王铎风格的字，比如“清”，就非常有王铎的特点。像“一”字如果单独拿出来就不像王铎的字。如果“衣”字单独拿出来，人们还以为是傅山的字。如果“池”字拿出来，大家可能认为是徐文长的。所以，这里面含量很大。这件作品本身我想最需要看的是行笔，尤其是“数百年物”这样的行笔。王铎的这些作品虽然非常大，但不要因为大就认为不好学。和王铎差不多同时代的傅山的书法也是这样，就是说，单纯从技法来看，这些拙的地方怎么看待？值得思考。

刘正成：西岛先生给我们讲了日本书法的历史观，西岛先生还阐发了对当代书法的看法，给我们有很多启发。最后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西岛先生和翻译先生，欢迎西岛先生在后面的环节中给我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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