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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1886-1935）

　　黄侃（1886年-1935年），近代著名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字季刚，号运甓，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生于四川成都。

　　黄侃自幼聪慧，4岁即发蒙，6岁随父返回故乡，苦学不辍。1903年（17岁）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首期学生。与田桐、宋教仁、董必武同窗。因倡言革命，被开除学籍，遂东渡日本。在日本，再遇宋教仁并参加同盟会。张之洞听说黄侃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就取消了黄侃留学的官费资助。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敦促下回国参与发动辛亥革命的准备工作。他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震撼大江南北，影响甚为深远。与此同时，黄侃还深入乡村，回故乡蕲春重组“孝义会”，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清军出师镇压，黄侃几乎丧命，不得已辗转上海，辛亥革命后，革命果实被窃夺，革命党人遭排挤打击。黄侃见国事日非，便弃政从教，不再过问政治，潜心学术，托足讲坛。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进士出身，也是湖北宿儒，曾任四川盐茶道、按擦使等职，不仅政声清廉，而且是文学家、书法家。黄侃家学渊源极深，黄侃韶年束发爱学，其父即授以许氏《说文解字》部首，因此，他对声音训诂之学，早具根柢。加之本人勤奋埋头书斋后，不几年便在学术界露出头角。1913年起，他开始了教授生涯。在北京大学文科任教授，当时黄侃只有27岁，主教文字学，1919年后，又相继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中华大学、北京大学、沈阳的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等校，讲授词章、训诂以及经史之学，其见解之独到，蔚然成一家之言。“他是章太炎的门生，学术深得其师三味。后人将黄与乃师章太炎共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世称‘章黄二学’”。黄的禀性一如其师，嬉笑怒骂，恃才傲物，言辞旷达，不拘小节，时人目之为“黄疯”。

　　章太炎清高孤傲，对并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称其“清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之论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又说“弟子成就者；季刚、季中、逖选；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黄侃治学严谨自守，他“笃实而不趋新，征实而蹈虚”“师古而不为所役，趋新而不畔其规”。他对待著述态度十分认真，平时读书作了许多批注、札记，其中有不少创见卓识，为时人所推崇。黄侃对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诸学科研究极深。如文字学，他创立声符假借说，发现了造字时声母数音现象。在音韵学方面，黄侃综合各家发明，集乾嘉以来古韵之大成，定为二十八部，并定古声纽为十九类。这些在汉语音韵史上无异于竖起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在训诂学方面，黄侃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训诂学教材——《训诂学讲词》，创立了训诂学的理论体系。黄侃对词义系统、字源、语源的研究不遗余力，开创了训诂学研究的新纪元。在经学、哲学、史学等方面，黄侃均有很深的造诣，诚为一代国学大师。为学术界所尊仰。1935年在南京逝世，时年49岁。在短短一生中，学术成就恢宏，著有《三体通论》《声类目》《文心雕龙札记》《尔雅正名评》《日知·校记》等。天若假年，黄侃必会著述等身，给人类创造出更大的精神财富。

　　黄侃身为国学大师，其书法为学问所掩，不以书法名世，写字是他的余事，却也是他终身不废的爱好，每天抽一定的时间练练笔，在不经意中形成自已的风格。黄侃给挚友徐行可写过大量的书法作品，徐行可（1890年一1959年）名恕，号缰，江夏城人。精于金石考证、经史诸子、目录志略等学，为中国现代著名藏书家之一。

　　徐行可毕生聚书，其藏书不惟供一已治学之资，且乐于供书友学人参阅。徐行可在武昌司门口一带开有书肆，既卖书也收藏书籍。黄侃所阅古书甚多，他虽然不是藏书家，但对古籍版本有较深的研究。由于俩人都有相近的志向、兴致，使他们成为朋友，所以之间走动来往很密切，加上当年黄侃的儿子与徐行可的女儿指腹为婚（后因其它原因没有完婚），两家的交情更为不一般。黄侃有余钱必购书，是徐行可家的常客，往往要看和想读的书基本上是徐行可提供。借书、还书、吃饭、作书是他们之间常有的事。《黄侃日记》中经常提到这类事，“廿六日庚戌月曜（三日）阴雨，体平。出至行可家借书（《十七史商榷》《廿二史考异》）。阅郑堂读书记讫。师范诸生来谒岁，余约其于初六初七等日遇晴即邀之为郊外之游”。“……晚至行可处饭，并为作书”。可见黄侃尝客徐行可家，抵掌论学，尽阅所藏。黄侃看书有个特点，常常在书上圈点、批注、注释，看过后将书还给行可先生，行可先生也非常重视经黄先生批阅过的书，一般都保存很好，没有轶失。徐行可每获佳书则送黄侃予以校读、手批。徐行可先生的藏书中，经黄先生批注的书籍不下300余种。黄侃在日记中曾云：“鄂居首尾三年，论学之友，惟得君耳。”黄侃到南京后，仍与徐行可书函往还不辍，徐行可获得嘉书亦寄来予以校读、手批。《黄侃日记》中多处提到此事，“四日庚寅出伏（八月十八日礼拜六）晴热，临汉简一纸。行可寄来宜都杨氏《古诗辑存目》六厚册，是其手钞本，世间绝无者，又朱兰坡《文选集释》十三册。……与行可书，小字密行凡四纸，自谓恭敬之至。行可又寄到《太平广记》一部，《五种事类赋》一部。”行可先生抗战以后经济比较前期困难，有少部分书籍被变卖。1922年-1925年这段时间黄侃在武汉，在借书、还书中自然而然地给行可先生留下许多书迹。

　　徐行可生前将大部分藏书捐献国家。1959年徐行可去世，1960年他儿子徐孝宓（原湖北省图书馆馆长）遵从父亲遗志又将余下藏书献出，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另把明清书画、拓本、碑帖等文物，捐献给湖北省博物馆。这批黄侃的书法，就是当时捐献过来的。

　　黄侃虽是学者，但看得出他的书法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出手不凡。他虽以欧阳询、赵孟頫为其本，但黄侃书法不专攻一家，五体皆能。常临习唐宋诸家，下过功夫学习。他在日记中提到：“照写《阁帖》中汉章帝、晋宣帝、张芝、皇象、索靖、蔡琰草书及所称古法帖二条。”每日临习汉简一通。

　　黄侃行楷书，如体势纵长，笔力劲健，以传统深厚秀雅多姿见长。行书笔墨瘦劲清逸，结字严谨，笔法熟练，正而不拘。其行楷得力于欧、赵，用功最深。其师章太炎曾赞许其书云：“……楷法精致，在王、欧门庑之中，不入清代书家窠臼。犹可想先辈风流，敬葆录之。” 篆书体近李阳冰笔画纤细，规整而结体对称，古拙可爱，以秀逸见长。其隶书多临汉隶，亦吸收隶书大家伊秉绶的笔意，瘦劲古朴，体方笔圆。

　　黄侃对先世所传书法无所不临，奠定了博取众家之长，自成一体的基础，在临写前代书法作品过程中，体现着自已的书写面目。不拘泥，随性使然，无意刻求精谨，自有洒脱之趣。其作品以对联居多，他的字学帖而参魏晋碑版，有别于馆阁体、干禄书之流。李瑞清的《玉梅花庵书断》中说：“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手段，不足贵矣。”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讲得更明确：“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黄侃的书法最特别的地方是：平易洒脱，得心应手，行于简澹，成若天然。有不同于时俗的风神面目，绝无矜持与做作，格调清新，意味隽永。又因其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黄侃书法作品流传较多的是北京与湖北。他在北京任教时，大家知道黄侃好口腹，喜饮酒，常常去饭馆吃饭，掌柜的也知其特点，时不时在饭后要他留下墨迹，以免去酒饭钱，他也就应允了。所以北京流传有些黄侃的书迹，但象鄂博这样大批的书迹在一家收藏还是少见的情况，更显弥足珍贵。黄侃的这批书法作品包括各种书体、形式。这批书法作品主要集中在35—41岁之间。他的书法无论在外形或内涵上都洋溢着金石之味、书卷之气、学者之识，洵为一代钜儒。

转自王倚平《黄侃及其书迹》（《书画艺术》201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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