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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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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OO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来，数万卷古代文书公诸于世，引起了各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敦煌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艺术，也保存了大量的书法墨迹。敦煌书法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史，特别是隋唐，乃至魏晋、秦汉书法艺术发展史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敦煌书法范围教广，一般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书法为主，另外还包括敦煌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汉代汉简书法、石窟题记以及现存的碑文书法等。
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的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楷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寺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甚至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划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详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这里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在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内的壁画中，保存有大量的珍贵墨迹。一为佛画榜题，一为供养人题记，均为创作壁画的画工书写。这些墨迹题记虽数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数精良外，大部分为画工信手之作，多有错别字。但书体具有古朴稚拙的乡土气息。
敦煌地区遗存有唐代至清代许多碑碣。其刻写的时代不同，书法的格调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为碑中精品。其碑虽为楷书，但有魏碑风格，结体及用字怪异，为后世罕见之碑。
敦煌地区的汉代遗址中先后出土了约17480多枚汉代简牍，在我国已发现的汉代简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汉代简牍是研究我国汉代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两汉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敦煌汉简的出土，把隶书的成熟期由过去人们公认的东汉晚期提前到了西汉中期，从中看出古隶向汉隶转化的剧变和成熟过程。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
敦煌书法，从西汉的汉简书法始，到清末的碑碣书法止，时代久远，数量巨大，书体之多姿、笔法之变异、风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书法史最珍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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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木简
《敦煌曲子》残稿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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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本草》残卷 纸本，卷轴。26.6x240cm 公元400-934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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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经典[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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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莲花》纸本，蝴蝶裝。 小楷 单页21.5x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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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莲花经明决要述卷第四》草书
大般涅槃经[1][2][3][4][5][6][7][8]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25.3 x 45 英国大英图书馆藏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注释手稿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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